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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奥尼与《中国》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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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底，意大利驻华使馆和北京电影学院联合举办安东尼奥尼影展，影展策划人是参与“安东尼奥尼计划”的卡尔洛?迪卡尔洛，该计划作为意大利艺术部向国外推广意大利电影的一个部分，从1987年开始，到2002年，收集和修复了安东尼奥尼所有的15部短片、16部长片，并在当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上举办了安东尼奥尼完整的电影回顾展。这次在北京的影展包括了其中所有重要影片。这次影展也是《中国》在中国的首次公映。其实近年来意大利使馆文化处一直在试图促成安东尼奥尼重返中国之行，终究因他的疾病所困没能成行。这次影展在北京引起了非常广泛的期待，多少也是借影展向这位电影大师致敬，也是与32年前关于《中国》对话的一次继续。
　　32年前安东尼奥尼到中国来拍摄他的纪录片，对于他，那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猎奇，而是要观察另一种生活，虽然那时中国对于他们是那么隔膜。作为一个有明显社会倾向的导演，他一直在用电影表达他的社会分析和政治判断。
　　在那个时代，西方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着一种“中国的诱惑”，他们把当时受中国革命启发而爆发的西方政治运动叫做“中国的”运动。《中国》拍摄完成后，作为当事方的中国观众却一直没机会看到安东尼奥尼在影片里到底拍了些什么――不论是在32年前批判他的时候，还是后来我们把他当作大师崇敬的时候。他在中国看到了什么？为回答这个问题，他说他从来没有说过那么多的话，他自己之所以愿意说这么多话，也是希望能借助这种方式澄清这个话题。但是《中国》拍成后，他遇到了来自当时中国官方和意大利的双重抨击。
　　（影展前，记者在意大利使馆文化处的帮助下，书面采访了安东尼奥尼，由于他的身体状况所限，采访是在安东尼奥尼认可下，由影展策划人卡尔洛?迪卡尔洛与安东尼奥尼夫人代为完成。）
　　三联生活周刊:《中忆的一部分，当时我们都对那场批判有很清晰的记忆。在您的导演生涯中，这部片子占据什么样的地位？
　　答:1966年，同时在着手进行两个拍摄计划:《技术上很甜蜜》和《放大》，制片人卡尔洛
?庞蒂（Carlo Ponti）当时更愿意完成《放大》，随后是《扎布里斯基角》。
　　1971年，拍摄《扎布里斯基角》的前期工作都准备好了，这时制片人说他不想再制作这部影片，这样安东尼奥尼就接受了意大利电视台的建议，来拍一部有关中国的电影。在他的电影生涯中，《中国》代表了什么？安东尼奥尼1975年曾这样说:“我出发去了中国，中国让我心情开朗，随后又马上带给我苦涩。我想到，一部纪录片有它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将迫使天马行空的想象来寻找一种新的方向，它是我克服当时的困难处境的理想良药。
　　“这一经验绝对是正面的。那五个星期只允许我快快地看上一眼，作为旅行者，我看到了用旅行者的眼睛看到的东西。我试图把电影观众也带上，可以说是牵着他的手，让他伴随我一起做这个旅行。
　　“如果说我最初的纪录片培养了我拍摄长片，这一中国经验则培养了我用新的方式在我的下一部影片《职业:记者》中使用电影机，即，我让电影机的主观性取代了我自己的主观性。我可以指挥它转向任何我想要的方向，我可以允许自己获得任何一种自由。”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申请来华拍片的手续是否很复杂？是哪些手续？
　　答:在意中重新建交后，1971年5月21日，一个由当时外贸部长率领的意大利代表团访华，代表团成员中包括当时意大利国家电视台负责文化节目的主管弗利奥
?哥伦布（Furio Colombo）。7月20日，意大利国家电视台向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出公函，要求在中国拍摄一部纪录片，并委托安东尼奥尼担任导演。
　　意大利驻华大使与新闻司司长在北京会谈后，中国驻罗马大使馆写了一份报告，鉴于意中两国的友好关系，并考虑到陪同外贸部长访华的意大利记者对中者来华工作”。安东尼奥尼知道他们曾与周恩来总理商讨了这个建议。
　　中国外交部和广电部发出批文，当时官方的邀请函由中国驻罗马的文化参赞正式转交给了意大利国家电视台。
　　1972年5月13日，一支包括安东尼奥尼在内的摄制组到达中国，受到一个中国小组的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