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关注底层”和“拯救底层”社会底层的人的标准.docx

“关注底层”和“拯救底层”社会底层的人的标准
多年来，因为“弱势群体”、“三农”问题及构建友好社会等问题的提出，“底层”问题成为现代文学领域一个颇受关注的焦点，作为文学领域急先锋的诗歌界也不甘示弱，众多学者要求诗歌创作应该和当下底层劳工的现实处境和精神体验紧密结合，一时间“打工诗歌”、“底层写作”和“生存写作”等文学口号不停新鲜出炉，这些“打工诗歌”的鼓吹者标榜对社会底层大众的道德关心和精神拯救，将诗歌的伦理价值提升到匪夷所思的高度。
　　毋庸置疑，任何文学创作全部应该负担一定的道德责任，诗歌也不例外，所谓“文以载道”就是强调文学的教化功效，即使是唯美主义者鼓吹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也对宣扬“美”负担了一份当仁不让的责任，能够说，文学的伦理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没有道德负担的诗歌不会是好的诗歌。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打工诗歌”、“底层写作”并不一定就值得世人过分的标榜，而现在这种过分强调“底层写作”和“诗歌伦理”的现象确实显得有太多跟风炒作的嫌疑。
　　由此我们就要怀疑那些过分热中于鼓吹伦理诗歌和底层写作者的真正意图了，当“底层写作”陷入“用晦涩空洞的语法去代言“底层”正在成为一个学术时髦”①的怪圈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我们接收的只是一个被趋炎附势者想象出来的“底层”，而底层人民的真实生存状态和内心苦涩依然被遮蔽在茫茫的黑暗中难以进入敞亮的文学殿堂。上海学者刘旭在底层能否摆脱被表示的命运一文中指出：“对于一个没有能力表示自己，更谈不上有讲话权的群体，去说她们‘是什么’或站在她们的‘立场’说话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她们是什么历来全部是一个谜，她们没有历史，没有特点，她们的面目一直模糊不清，从任何角度去发觉她们的优良品质，她们的革命性乃至她们的‘伟大’，全部只是对她的表述方法之一，她们全部是被表述的‘她者’，表述得再伟大也只是一个扭曲，真正的她们依然没有显现!”②可见，不少诗人和评论家是把“打工诗歌”和“底层写作”这些强烈的伦理诉求仅仅当做蛊惑人心的文学口号在使用，其目标无外乎经过标榜自己的伦理优越感，抢占新发觉的诗歌领地的制高点，寻求在文学界和文化界的话语霸权，所以，这种诗歌伦理观必定是一个伪诗歌伦理观。
　　即使是对“2021年最主要的小说之一”的那儿(现代2021年第5期)这么相对来说比较优异的“底层写作”也有学者认为它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即喜好虚构道德主体，喜好不负责任地对现实进行吹捧或贬损。可见，在很多所谓的“底层写作”和“打工诗歌”中，创作者们往往主观地将“底层”抽闲、简化为抽象的人道主义的修辞，使之变成一个抽象的、被动的能指，一个外在于我们的“她者”。从中国打工诗选中我们能够看到，大多数作品全部是在一个隐含着的角度中展开的，即诗人是以一个和打工者相比有着“正当居住权”的城里人兼“拯救者”的姿态来代言“底层”的。比如卢卫平的在水果街遇见一群苹果就显示出这种倾向：
　　它们肯定不是一棵树上的
　　但它们全部是苹果
　　这足够使它们团结
　　身子挨着身子相互取暖相互芬芳
　　它们不像榴莲自己臭不可闻
　　还长出一身恶刺防着他人
　　我老远就看见它们在微笑
　　等我走近它们的脸全部红了
　　是乡下少女那种低头的红
　　不像水蜜桃红得轻佻
　　不像草莓红得有一股子腥气
　　它们是最洁净最健康的水果
　　它们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