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新城市主义治堵的妙方治堵.docx

新城市主义治堵的妙方治堵
发达国家多种新城市运动的背景和宗旨不一，但归结起来最主要的有两条：一是“哥本哈根化”，一是“中转村”的城市体系。 　　中国“首堵”问题，唤起了全民强烈的城市危机意识。而北京治堵的新政，在这个到处寻求“和国际接轨”的全球化时代，则自外于世界最新的城市时尚。这就更激发大家在治堵问题上寻求发达国家的优秀经验。
　　俗话说，解铃还须系铃人。交通拥堵，是源于工业化时代普遍的城市病，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西方几乎发展到了病入膏肓之境。不过，最近二三十年，西方发达国家环境意识大增，进而促发了“新城市主义”、“智能城市主义”、“哥本哈根化”等很多时尚。城市拥堵问题在很多发达国家已经大为减缓，最少是得到了抑制。因此，检讨这些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历程，对中国城市的治堵有重大启发意义。
　　一小时的“旅行预算”
　　城市交通拥堵起源于工业化，但关键还是二战后的现象。要解释这一现象，我们应该回到意大利的城市学家马切提所提出的“马切提恒值”的概念：人作为领土动物，日常活动有一天然的疆界。这个疆界就是每日大致一小时的“旅行预算”。有研究显示，即使是被终生囚禁的犯人，假如有充分的放风机会和空间，天天也就在空地里走一个小时左右。这一标准，要求了人类的日常活动范围，也要求了城市的范围。
　　假设原始人步行速度是每小时5公里，白天出去，晚上回到自己的洞穴，那么她的活动半径就是公里，大致相当于20平方公里的“领土”。这也大致是一个村子的最大空间范围包含周围日常耕种的农地。城市也是如此，只不过人口更集中些。在步行时代，几乎没有城市的半径会超出公里。依据这一理论，北京二环以内的旧城区，基础能够作为步行城市而运转。
　　工业化在理论上并没有突破“马切提恒值”。通常人天天的“旅行预算”，依然以一小时为上限，只是当代交通工具革命性地延长了这一小时所能旅行的距离，使城市大大扩张。不过，在二战之前，城市的发展在结构上并未突破传统模式：工作地点和居住、购物、游乐场所依然混合在一起，日常生活依然能够用步行处理，大不了花半小时乘公交上个班而已。二战后汽车快速普及，城市计划也转为以汽车为中心，工业区、商业区和居住区日益分离。尤其是在美国，在城里上班的中高产纷纷迁往郊区独门独户的大房子，平日开车通勤，造成城市没落，郊区化如摊大饼一样地蔓延。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一趋势成为“常规郊区化的发展”，汽车社会由此完形。不过，汽车社会立刻带来了污染、噪音等多种城市病，在油价飞涨的年代也使交通成本过高。更主要的是，汽车普及所造成的拥堵，大大超出了大家的预料。车流中的一辆车出人意料地换道，就能够引发连锁反应，造成拥堵。当拥堵中的车速远远无法达成一小时“旅行预算”所预期的距离时，大家的生活就超出了“马切提恒值”的上限，把过多的时间浪费在交通上。不但如此，车越多越要修路。路面占用土地，抢走了居住空间，进而把更多的居民从密集的市中心挤到远郊，进而增加了通勤的人口和距离，发明了更多的交通拥堵……这种恶性循环一旦形成，城市就像患上了癌症，进入慢性死亡的过程。
　　“哥本哈根化”的经验
　　正是面对这种普遍的城市危机，西方社会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掀起了名目繁多的新城市运动。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情千差万别，多种新城市运动的背景和宗旨不一，但归结起来最主要的有两条：一是“哥本哈根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