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离开北京的日子|离开父母的日子
1969年4月15日是个大风天,北京的春天多为这么的天气,大风夹着沙尘让人想起“秋风扫落叶”的情景,以至于我一直把这一天看成秋风萧瑟的季节。我童年的好友认真地纠正了我的错误,她说,我们的父母们是在春天去干校的,不是秋天。那一天是4月15日。我以日志为证!
好吧,下面是我的记忆:我的父亲母亲就在这一天在北京一条名叫仓夹道的狭窄马路上,上了一辆大卡车。卡车是高帮的,墨绿色,形状如现在运牲畜的那种车。我的父母手脚并用地从车的尾部爬上去,自觉自愿地靠在前面的人身后,然后探索到车帮,并尽可能扩大“阵地”。直至胸口抵着车帮,能用力地探头向我们张望――我们是一帮十二三岁的孩子,马上离开父母独自留在北京。我发觉车上每一个人的神态全部有所不一样,大致能够分为亢奋、激动、缄默、无奈种种。我的父母属于后者,这让我的心底擦过一丝凉意,并有尖锐的痛感,宛如一枚锋利的刀片轻轻划过。
我很痛恨自己有那样的感觉,我为自己惭愧。其实现场的气氛是欢跃的、跳动的,如同一组组蒙太奇镜头,车身四面包裹着红色的布质条幅,上面用黑墨涂着斗大的字: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走光辉的五七道路!宽广天地,大有作为!耳边响起喧嚣的锣鼓、夸张的口号、尖利的汽车喇叭,周围是嘈杂沸腾的人群,红旗被风刮得飒飒作响,不时擦过我的眼前,让我时而感到红彤彤的温暖,时而感到血乎乎的恐惧。我今后没有了父母的呵护,可我融入了革命的海洋,尽管我不知道什么叫革命也从没见过什么海洋。
车子载走了父母,留下的只有她们依依不舍的眼神和5岁的弟弟。今后以后,我便成了五七干校的家眷,我的命运和五七干校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络。父母每七天一封来信极少谈及自己在干校的情况,最多的总是叮咛我怎样看护弟弟和珍惜自己的身体,还有就是父亲通常不厌其烦地给我指出我回信中的错别字。我的语文成绩所以大幅度提升,我很感谢父亲的指点和严格要求。等我自己若干年以后当了xx,才知道这既是对女儿的爱惜,也是老报人眼里不揉沙子的职业病。
父母给我的任务是管好自己还有照看好弟弟,我的弟弟长相俊朗,在家十分霸道,在外面温顺如绵羊。她被父母放在官园周围的团中央幼儿园里,我的任务就是每七天一次到那里去看她,然后写一封信向父母汇报。看弟弟的时候,我会拿出自己的零花钱,买部分果丹皮、小糖豆、爆米花一类当初市场上仅有的小零食给她,她经常是一把抓过去,擦擦鼻涕,狼吞虎咽地咽下,然后结结巴巴地向我叙述一周来在幼儿园的种种遭遇:什么玩具被人抢啦,饭吃不饱啦,大孩子欺负她啦等等。看她脸上身上一道道的伤痕就知道这并非谎言。有一次洗澡,她从老师怀中不小心滑落下来,眼睛磕在澡盆边上,鲜血从眼角流淌下来。这下老师也吓得不轻,赶快把她送到医院,检验以后才发觉伤得十分巧妙,划痕不在眼睛里,而是在眼皮上。今后以后,她的右眼上方就留下一道疤痕,和当代整容术中的划双眼皮相差无几,弟弟所以变得愈加俊朗。父母看到我写的信后,坐在五七干校田埂上痛哭不已,没想到自己的“大作”还有催泪弹作用。
父母走了以后,我住在为干校家眷办的少年之家,那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愉快时光,好像是一艘诺亚方舟,令人诧异地远离了“文革”的暴风骤雨,行进在安详宁静的航道上。我们少年之家的家长叫殷明,原中国青年报印刷厂厂长。其实她是个性格急躁的人,只不过在一帮孩子面前,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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