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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外说佛
　　一、佛教的社会福利事业
　　
　　佛教徒服务社会、济度世人的行为是有教义做理论基础的，并不只是一般宗教性的善行。佛教徒的主要修行德目是六波罗蜜(六度)与四无量心。六度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与般若(智慧)。四无量心是慈、悲、喜、舍四种心态的充量至极。这些德目包含两类内容：其一是促使个人解脱的智慧与修持；其二是对于众生的同情与救济。可见“舍己为人”不只是一种泛泛的宗教情操，而且是完成其宗教目标的必经途径。《优婆塞戒经?庄严品》云：“菩萨为欲增福德，故施于贫苦。……欲舍一切普因缘，故施于贫穷。”由这段经文可知：救济别人，是自他两利的事，并不是常人所以为的损已利人的行为。在现存的各种释迦传记资料里，最脍炙人口的当是释迦前生为尸毗王时，曾割肉喂鹰的故事。《大智度论》卷三十五《释奉钵品》：“尸毗王苦行奇特，世所希有……帝释白化为鹰，毗首羯磨化作鸽。鸽投于王，王自割身肉，乃至举身上称，以代鸽命，地为震动。是时释提桓因等心大欢喜，散众天华，叹未曾有。”为了救度一只鸽子，都可以割下身肉，更何况为了救济世人。这种舍己救人的观念，在佛教徒心目中是日常行为的铁律，只要是虔诚的佛教徒，没有不奉为最高道德标准的。观世音菩萨在我国也是广受崇拜的佛教圣者，他的特征便是“寻声救苦、大慈大悲”。地藏菩萨在晚近几百年也甚受国人尊崇，他的宏愿则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在佛典里，这类事例相当多，因此在佛教徒心目中形成一种“济度众生”的意识形态，对于世人急难的救济，也就成为历代僧人的重要社会行为。

　　从两晋以来，佛教徒的社会福利事业不胜枚举，由于佛教教团的组织不严谨，个别事业虽多，但规模都不太大。这些事业便显得零散而无头绪，以下粗分数类，将若干史料略加铺排，以见佛教所显现的社会功能之一斑。
　　1　贫病的救护
　　“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一直是中国固有的仁民思想，我国佛教在这方面也做得好。这类赈济事业，历代多由官方出资举办，而由佛教僧尼经营管理。如唐朝自武后长安年间(701～704)，设置悲田院与养病坊两种半官半民的社会救济事业。悲田院收容孤儿、老人及穷苦的人，养病坊则收容病患者。所需经费均由官府支给，管理和经营则由佛寺僧尼承担。以后，此种救济事业，一直由寺院僧尼担任，直到武宗会昌法难，勒禁佛教，逼使僧尼还俗为止。

　　此外，也有出家人自办的救济事业。唐洪日方禅师以行乞所得的净财，在陕州龙光寺建养病坊，收容的病人，有数百位之多。
　　宋代也有政府专设的治病机构，叫做“安济坊”，以及专门收容鳏寡孤独的“居养院”。《宋会要辑稿》云：“兴元府言：窃惟朝廷置居养院，安养鳏寡孤独，及置安济坊，医理病人。召有行业僧人管勾，外有见管薄历。”安济坊及居养院，皆派僧人管理。在乡间，居养院往往设于寺观之内。
　　2　医疗事业
　　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四大苦难，而“应病与药”一向是佛教对人类病痛的救济方针。所以在佛教的经典中，有很多关于治疗疾病的医书，如《佛说佛医经》、《佛说咒齿经》、《佛说小儿经》、《佛说治痔经》等。
　　佛教传入中土后，自魏晋南北朝起，历代皆有僧侣孜孜于医疗治病工作。他们除医治一般病症外，对眼疾、脚疾、头风、难产妇科、癞病等诸种疑难杂症皆能救治，尤其对已染绝症的病恶，常能起死回生。例如东晋时代，受北方后赵石勒、石虎迎请，尊为国之大宝的佛图澄，曾以不可思议的咒力，使石勒暴病而亡的儿子复活过来。

　　北天竺的那连耶舍，在北齐文宣帝时，在汲那西山建立了三寺，并在该处广收疠病患者，施以医护与疗养。唐朝的智严法师，常至疠人坊为病人说法，并吸吮脓血，洗涤秽物；志宽法师，凡是贫病无依者，皆抬至自己住所，亲为治疗，并为病患口吸腹痈的脓血；晋州大梵寺的代病，所以名为“代病”，系发愿一生之中，愿代众生受病。甚至有僧人在传染病流行时，在都市设立医药中心来救济百姓，南朝末年沙门慧达，即于扬州设立“大药藏”以济百姓。
　　佛教徒为人治病，常具有常人所不易有的耐心与仁慈，不分贫富道俗男女，一律为之医治，并且对于人人避之惟恐不及的疠疾、癞病患者，也能毫无惧色的亲近他们，为他们医疗与服务。这是他们宗教情操的高度表现，而他们在精神上所给予病患的安抚作用，有时要比实质上的疗效还要大。
　　3　丧葬的料理
　　佛教认为人死后，肉体虽然朽毁，但精神生命仍然存在，因此在人死后的49天内，或是死者的忌辰，其家人往往委托佛教寺院办理超荐事宜，使亡魂得以投生善道。其中以诵经或法会来为亡者超荐的活动为最普遍，能给予死者家属精神上的安慰。
　　对于丧葬的料理，寺院也有不少具体的慈善措施。以宋朝为例，当时的寺庙，往往是贫苦无亲的人或旅客死后寄柩的地方，《宋史》卷一七八《食货志上六》：“初，神宗诏开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