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诗风的转变.doc

建安诗风的转变在中国文学史上,关于建安诗歌的思想艺术特色,是用“建安风骨“加以概括的。“建安风骨”一词, 虽然是出自宋严羽的《沧浪诗话. 诗评》,但在解释“建安风骨”时,基本上是沿用刘勰《文心雕龙》的说法: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 狎池苑, 述恩荣, 叙酣宴; 慷慨以任气, 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 《明诗》篇) 自献帝播迁, 文学蓬转; 建安之末, 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 雅爱诗章; 文帝以副君之重, 妙善辞赋; 陈思以公子之豪, 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 风衰俗怨, 并志深而笔长, 故梗概而多气也。(《时序》篇) 这两段话, 由于受骈体的限制, 有的地方表述得不很清楚, 也不尽符合建安时期文学创作的实际。首先,建安时期诗歌的内容和题材范围,并不都是“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之类。试想,一班吟风弄月、流连光景,只顾在诗歌中述说恩宠荣耀的际遇,描绘宴集酣饮的盛景的诗人及其创作, 怎么可能是“世积乱离, 风衰俗怨”的产物, 这种诗的情辞格调又怎么会“梗概而多气”呢? 很显然,在这里,刘勰除忽视了时间上的阶段性和文体上的发展演变以外,他在《时序》篇提出的“文变染乎世情, 兴废系乎时序”, 关于文学和现实关系的~系列精辟见解, 并未完全贯穿到对于建安诗歌的论述中去, 他没有着眼于这一时期诗歌的发展变化,而把“建安之初”和“建安之末”混为一谈。其次,刘勰不提魏武对建安诗歌的开创之功,只讲他“雅爱诗章”是不够的。对“文帝、陈思”的评述, 也过于笼统。“建安之初”, 曹氏兄弟尚在童年时期。建安元年( 公元 196 年) 曹丕仅十岁,曹植只有五岁。即使史籍中关于曹丕“年八岁, 能属文”, 曹植“年十岁余, 诵读诗文论及辞赋数十万言, 善属文”的记载是事实, 也不能把他们列在“纵辔以骋节”的领衔地位上。就是到了建安中、后期, 曹丕、曹植也不能一概而论。曹丕最大的贡献不是在写作五言诗上, 甚至可以说不在诗歌方面, 主要是在文学理论的建树上; 曹植虽然大量写作五言诗,但他最好的五言诗即不是“建安之初”写的, 也不是建安年间写的, 而是在魏文帝黄初至魏明帝太和年间产生的。再次,“建安”作为年号纪年是二十五年, 即公元 196 年至 220 年, 但作为文学发展的一个独立阶段, 它的上限应早于 196 年, 而下限应延长至魏明帝太和年间,即曹植去世为止,大约有四十多年。在这段时间内, 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有很大变化, 同样, 在文学上,也有一个衍变过程。一建安诗歌的衍变过程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汉灵帝中平年间( 公元 185 年至 189 年) 开始。这一阶段的时代特点是:“中平以来, 天下乱离,民弃农业,诸军并起,率乏粮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在河北,军人仰食桑葚, 袁术在江淮, 取给蒲赢, 民多相食, 州里萧条……”(《资治通鉴》卷六十二) 。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曹操应运而生。曹操是历史上罕见的桢干之材。《三国志· 魏书· 武帝纪》称他是“运筹演谋,鞭挞宇内”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鲁迅也说: “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 《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他兼并群雄,统一了北方。他思想先进, 忧时悯乱, 对政治与社会问题的感受和见解敏锐深刻。又是一个“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 《三国志· 魏书》卷二《文帝纪》裴注引) ,长年勤学专思的人。得力于此,他才能写出《蒿里行》、《薤露行》、《苦寒行》、《却东西门行》一类作品。钟惺评《薤露行》说: “道尽群雄病根……汉末实录,真诗史也。”(《古诗归》卷七) 刘履说《苦寒行》是曹操“御军三十余年, 手不舍卷, 横槊赋诗”(《选诗补注》卷二) 而成的“乐章”。《短歌行》、《龟虽寿》、《观沧海》等则是作者进取精神、理想及胸襟的艺术表现。对于曹操诗的特色, 历代诗论家们几乎众口一词地用“自然沉雄”( 周履靖)、“沉雄俊爽,时露霸气”( 沈德潜)、“古直悲凉”( 方东树) 等词语加以称许。曹操这种诗风的形成是与他的思想境界和生活态度分不开的。胡应麟概括曹操其人其诗说:“魏武雄才崛起, 无论用兵, 即其诗豪迈纵横, 笼罩一世, 岂非衰运人物。”(《诗薮》外编卷一)而“建安七子”中的王粲、刘桢、陈琳等人的早期创作,则与曹操的诗风相近。王粲“文若春华, 思若涌泉”(《曹集铨评· 王仲宣诔》)。《三国志· 魏书· 王粲传》也称他“善属文, 举笔便成, 无所改定, 时人常以为宿构,然正复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著诗、赋、论、议垂六十篇。”王粲十三四岁在长安时,受到左中郎将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