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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本质主义与文学理论的“美学立场”
一
围绕“反本质主义”,学界近几年展开过激烈争辩。童庆炳先生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因承袭苏式教材较多,被当成了本质主义的代表。但在回应中,他断然否定自己是一个本质主义者。因为在他看来,经由尼采、马克思、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努力,所谓本质与反本质之战早已偃旗息鼓,毫无悬念了。在此意义上,他认为自己恰恰是一个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反“本质主义”者。
反本质并不意味着事物没有本质,“事物的本质是指事物的呈现出相对稳定的一致性的特征,它是被历史社会文化语境建构起来的。”这一表述与陶东风的建构主义竟然有着惊人的近似。两者的趋同通过福柯“事件化”这一概念得到进一步的强化。陶东风的建构主义特别强调知识的“地方性”与“历史性”。这一理论的形成主要得益于福柯的“事件化”观念。在福柯那里,“事件化”这个概念首先是指对于“自明性”的决裂,它意味着把所谓的普遍理论、真理还原为一个特殊的事件,它坚持任何理论或真理都是特定的人在特定时期、出于特定的需要与目的从事的一个“事件”。与之相对应的是历史学的“非事件化”,“由于历史学家失去了对事件的兴趣,从而使其历史理解的原则非事件化。他们的研究方法是把分析对象归于最整齐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最终外在于历史的机械论或现成结构。”正是从“事件化”的观念出发,陶东风对已有文艺学学科体系进行了否定性评价,并力图将其还原为事件性的知识论。童庆炳明显不全然排斥这一建构主义思想,甚至认为《文学理论教程》的产生过程就是
“事件化”的体现,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特定的事件:这本教材不仅是邓小平“文艺不从属于政治,但也不能脱离政治”的一种学术表达,也是一代学人在“文革”结束后提出的新理论。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兼顾到文学审美特性和意识形态性的理论,基本上符合那个时代语境的历史要求,也可以为当时多数人所接受。这里暂且不究童庆炳相关言论是否有牵强之处,但它起码暗示我们:在当下,即便是苏联文论模式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学者,也对本质主义避之唯恐不及。至少在经验层面,本质主义似乎是盲目守旧、思维僵化、信守教条的同义词。有谁愿意与这样一种保守、落后的观念形态结为学术上的盟友呢?
有意思的是,被视为反本质主义代表的陶东风也作出了相应的辩解。他认为:“‘本质主义’的对应词是‘建构主义’,而不是‘反本质主义’。因为反本质主义给人感觉是完全否认本质的存在,而建构主义则承认存在本质,只是不承认存在无条件的、绝对的普遍本质,反对对本质进行僵化的、非历史的理解。”在论战中,南帆也被一些研究者视为反本质主义者。但他明显谦逊地表示过:“在相当范围内,表象与本质的二元对立对于认识世界的功绩无可否认”,因此,关系主义不过是“在本质主义收割过的田地里再次耕耘”。他更认可的是具体事物本质的多元化,而不是彻底的去本质化。文学本质的这种多元取决于关系的网络:“关系主义倾向于认为,围绕文学的诸多共存的关系组成了一个网络,它们既互相作用又各司其职。总之,我们没有理由将这些交织缠绕的关系化约为一种关系,提炼为一种本质。文学的特征取决于多种关系的共同作用,而不是由一种关系决定。
”显而易见,南帆否弃的是固守某一种关系,或者认领有关事物的某一种永叵本质。而且,这种否弃并不意味着取消对事物“特征”与“本质”的认知。
从双方的理论抗辩不难看出,在知识论层面两者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