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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文学批评特点
朱光潜以其美学成就而闻名于世，他的《悲剧心理学》《谈美》《文艺心理学》等著作被广泛学习和称颂，其作品表现出从容、宽厚的文学修养，这与京派的审美情感十分相似，因而常与京派人物放在一起。而朱光潜的成就并不止于此，他的文学批评也具有十分浓厚的京派文学特征，这与他本人的文化观念息息相关。目前文学史上在描述京派代表人物时，多列举小说家，京派也被视为小说流派，而提及朱光潜时，则主要指他曾担任京派杂志《文学杂志》的编辑。朱光潜曾说过：“我回国时，正逢‘京派’和‘海派’对垒，京派大半是文艺界旧知识分子，海派主要指左联，我由约去北大，自然就成了京派人物。”［1］当时京派与海派相对立，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创作风格和审美情感，京派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追求从容、宽厚、诚实的审美观，而海派则以迎合读者为目的，更注重叙事的角度和创作形式。究竟朱光潜与京派的渊源何在？纵观相关的评论文章，研究朱光潜文学批评的专著和论文都非常少，更鲜有清楚阐述其文学批评与京派文化的关系的著作。而且，研究者往往受到朱光潜美学研究的影响，思辨仅仅停留在抽象的审美层面，并未结合其个人经历、价值观和文学史来对其文学批评做深入的研究。《文学杂志》本身发行的次数并不多，而且发行之时已经是京派文学发展的后期，其文章屈指可数，那么朱光潜为何被称为京派批评家？在此，笔者认为：虽朱光潜的大多数著作均为美学著作，但几乎所有对于美的解释和分析都是通过对文学作品的赏析来实现的，由此向读者传达审美情趣。因而也可以将朱光潜对文学作品中美与丑的描述视为对这部作品的文学批评和对这部作品价值的认可。笔者将从细处着手，分析朱光潜文学批评及其所主编刊物的京派特色。

一、京派文学的主要特征
京派的出现多是与海派相对立而言的，京派在吸收西方思想的同时，更愿意立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以温和的方式来抵御时代的弊病和丑恶的社会现实。其作品一般都同社会政治斗争保持一定距离，作家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传统文化底蕴，文风淳朴，呈现出以下特征。第一，融合了西方美学思想。京派引进西方纯正的美学思想，将其与现代文学创作实践相联系，使美学思想不仅有着理论的光鲜感还有了动态的生命力。此外，西方纯正美学强调文学对于政治的独立性，因而造就了一大批反对政治侵犯文学的京派作家，他们远离政治漩涡，更能以静观的眼光谛视社会风云，吟咏人性世俗的常态变态、史态现态中，建构自己高雅的艺术神庙，取得某种文化批评的自由立场。第二，依托民族文化的土壤。京派小说还是一种意蕴深厚的文化小说，加强了对民族性格心理的探求深度，持久地将“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这样严肃的“五四”国民性主题继承下来，不断对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发出呼唤，寻求回应。其在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也使其避开当年激烈的政治斗争和文学功利目的，以间离现实斗争为代价，为现代小说提供了比较成熟的抒情体和讽刺体。第三，宣扬淳朴自然的人性美。京派小说注重“回忆”，将逝去的美和眼前的现实进行对照，贴近底层人民的生活，从儿童、少女等角度对平凡人的生命投入极大的兴趣和审美，以平和的方式赞扬淳厚、信用、真挚、善良、情义等人性美，使美由绚烂归于平静，归于自然。这样，京派小说经由稳重开放的学院文化，整合了传统与现代、雅与俗等各种因素，成为独具中国文化风貌的文学。他们摈弃乡愿式的教训，也摒弃营造夸张而紧促的场面，在平凡的人事中描绘人性的美［2］。

二、朱光潜文学批评中蕴含着京派特征
京派的众多文化观念上的特性均在朱光潜的文学批评中都得到了体现，具体表现为以下3个方面。
1．自然人性观京派的“归隐文化”在面对资本主义对中国大都市的冲击和民不聊生、政局动荡的社会局面时，感到焦虑与失望。但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比较稳定的经济收入使京派作家没有像左翼作家那样投身于时代的洪流之中，而是把目光投向了较少受到现代文明浸濡的田园乡村，从湘西、鄂东原始幽静的乡村生活中寻找精神寄托和人生理想，获得心里平衡。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也促使他们把目光投向乡村田园［3］。在朱光潜的《诗论》一书中，谈及了许多诗的意境、形式和节奏，以及中国诗歌发展等诗歌本身的问题，对传统诗词的遣词炼句、节奏声韵以及何以走上“律”的路等问题做出了具体的分析。唯独最后用了整整一章来谈陶渊明，讲述他的身世、情感、人格和风格。朱光潜在此章的最后一段描述道：“陶渊明在中国诗人中的地位是很崇高的。可以和他比拟的，前只有屈原，后只有杜甫。屈原比他更沉郁，杜甫比他更阔大多变化，但是都没有他那么醇，那么炼……”［4］吸引朱光潜的固然有陶渊明的诗文风格，然而陶渊明诗作中表现出的“真”和“自然”将人性美表现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