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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精神
　　中国球迷还是比较幸福的，因为在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至少获取了两种快乐：球场上的和球场下的。前者很好理解，后者则源于一个被戏称为“韩大嘴”的人――模范解说员韩乔生。作家张驰在那段时间里说，老韩能让观众产生新奇的期待，“我听见他把范尼说成是鲁尼，就等着他能不能再说成枣泥，再从枣泥说到粽子”。
　　敬业的韩乔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将一桌单纯的足球盛筵推广到了见风是雨的小报娱乐版上，功莫大焉。他对体育不遗余力的热爱也让我们在紧张的看球之余获取了一种别样的轻松，这实在是意想不到的收获。上帝让中国足球遗臭十余年，却恩赐给我们一个老韩!
　　这一切来的如此突然，估计韩乔生绝对没有料到，诚如他对球迷的真情表白，“我真不知道与你们渐行渐远，真是对不住了”。然而，渐行渐远的韩乔生却在不自觉中与观众形成了一种美学上称之为“间离”的喜剧效应，并且引导了一次跨行业的“韩大嘴争鸣”，西南某地的报纸还曾在欧洲杯期间热心地推出了球迷评说专栏，韩大嘴俨然文化现象了。说得通俗一点，正是他的无意识出错与观众总等着下一个错出现的好奇，让我们在批评韩乔生之余产生了一丝割舍不去的挂念之情。
　　在这出体育版的“出错门”事件中，观众的心态决定了大家是在娱乐还是在一本正经道貌岸然地批判。从这个角度上讲，韩乔生还是很幸福的，因为他虽然也曾招致不少恶毒攻击，但大多数球迷还是以轻松的心态选择了善意的揶揄。这种善意与宏伟的道德建设与理论构架无关，更与批评家尖酸刻薄的挑衅无关，带有点三言二拍的市井味道和戏说意味。大伙儿既然是为了图个高兴和热闹，何必把这位敬业的老评论员一棍子闷死?
　　娱乐的本质就是图个高兴。触发我悟出这个道理的不仅是韩乔生。几年前我在北京采访谭盾，站我旁边的是一位浓妆艳抹的中年妇女，臃肿得让我有些自惭形秽。妇女伸着胳膊歇斯底里地喊谭盾的名字，张扬而投入，恨不得把谭偶像掖怀里一起私奔了事。那一幕让我突然明白了点什么，原来名人的出现并非造星工厂一厢情愿的结果，广大劳动人民多么需要这些偶像啊，没有了他们，我们的生活岂不是少了点激情?这就是偶像产生的社会根源，估计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崇拜阿尔巴尼亚电影里的共产主义英雄是一个道理。今天的韩乔生就是这样一个奇怪的偶像，他的存在是为了让我们获得快乐，而且我们也确实用快乐的心态接受了甘愿为人民服务的韩乔生。看来上帝是公平的，既然没有给他一张滴水不漏的巧嘴，却给了他万众瞩目的待遇。
　　多少年来，娱乐这个行业过分注重终端产品的出售而缺乏对公众娱乐精神的培养，以至于所有娱乐的人都觉得自己是知识分子，比大学的教授还爱提艺术这些字眼，仿佛某些人的最高学历不是初中一样。而被娱乐的人也跟着倒了大霉，看着不伦不类的肥皂剧找不到丝毫快乐，于是就拿明星们撒气，动不动就在办公室里痛骂昨天电视里的那个女妖精简直就像吊死鬼，谁也看不顺眼了。不然的话，红豆这样的再造青年也不会为了复出而背上如此沉重的道德负担。其实，明星就是为了取悦劳动人民，劳动人民有权从这些人身上获取快乐，可惜的是，这个基于价值交换的简单道理在商业意识不断完善的娱乐圈和文化圈却被很多人淡忘了，真是奇怪。所以我认为韩乔生遇到张驰这样的球迷实在幸运，后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