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理一分殊哲学析论.pdf

626 当代儒学的发展方向朱熹理一分殊哲学析论台湾佛光人文社会学院沈享民 “理一分殊”是程颐提出的观念,为祛释其弟子杨时对《西铭》之疑议而发。伊川提出“理一分殊”时,本来是一个比较单纯的观念,其原始命意是说:在诸般伦理关系上,各有所当为之“分”,但所根据的是同一个普遍的道德原理。伊川认为《西铭》蕴含“理一分殊”的道理。而自伊川提出理一分殊以来,即与《西铭》并行传世,成为程朱学派共同信守的学旨。但在哲学史的发展中,理一分殊容受了更广泛的意义。龟山因伊川之教,对《西铭》由疑至信,并发展了自己对“理一分殊”的诠释。集北宋理学大成的朱熹,问学于龟山之再传弟子李侗,由其启发,更进一步拓深了理一分殊的意蕴,并运用此一范型以处理各个层面的问题④。经历此一传统,寝假形成宋明新儒学之范型(pat. tem)②。今之学者皆知“理一分殊”是理学之重要观念,但学者或专重在阐发理一分殊的现代意义④,或直接申论理一分殊之特质与作用④。本文试图直探文献脉络,针对朱熹理一分殊哲学提出一己的理解与诠释。 《西铭》的质疑,是伊川提出“理一分殊”的直接原朱熹理一分殊哲学析论 627 因,但理一分殊所透显的问题背景,却远在先秦。龟山以为《西铭》“言体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于兼爱”④。这是说《西铭》与先秦时墨家“兼爱”之论有相同的流弊。而兼爱之过,孟子在千百年前就指出:“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孟子·滕文公下》) 无独有偶,苟子亦严厉批评墨家学说“蔽于用而不知文”(《苟子·解蔽篇》)和“侵差等”(《苟子·非十二子篇》)。然而两家所持理由不同:孟子以主体道德意识的自觉为根据,苟子则以客观的礼义之统为权衡@。孔子之后,儒家的两位宗师皆环绕着墨家兼爱泯灭“差等”而驳斥之,正反映了儒者的共同意识,“理一分殊”即是此共同意识的全新论证方式。从基源问题的发生来说,理一分殊所要对治的问题(也就是龟山对《西铭》的质疑),早已深植于原始儒家所开创的义理规模中。由孟子辟杨墨可以推考本文论题的历史渊源,其言日:“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孟子·滕文公下》)在孟子看来,杨墨之言正是两极端,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时过境迁,战国之后,墨学黯然不彰;《西铭》一出,引致疑议再起。龟山引孟子之言:“仁,人也;义,人路也。”④认为:“言仁之尽最亲无如此者, 然本体用兼举两言之,未闻如《西铭》之说也。”㈣可见龟山之质疑全以孟子之义理为标准。既以孟子为准,故本文论述理一分殊之问题始由,则暂将苟子评议墨学之说存而不论。儒家的基本立场由孟子所提出的一条实践原则所涵摄,即“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此实践原则之竖立,不但与杨朱之“为我”、墨家之“爱无差等”截然有别,也说明了实践程序与德行模式。所谓“程序”,指由亲而疏、由近而远;所谓“德行模式”,则指不同的对象与关系(如:亲人、众民、万物),有不同的行为对待(亲、仁、爱)。如以伊川的用语来说,这正是“分殊”。但孟子此语乃针对实践的主体(君子)立论,而不是就家国社会中,人人各居其位、各司其职、而各有其分,建立一客观的名分秩序的学说。对此,孔子即有明确的主 628 当代儒学的发展方向张,《论语·颜渊篇》记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即君臣父子当各尽其所应尽之事。在《八佾篇》中又记载孔子与鲁定公的一段对话。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日:“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使”与“事”只能区别上下之位与权责关系,“礼”与“忠”则说明了君臣之间对待关系的实质内容,亦即君臣之间存在着各自所应为之“分”。《大学》进一步发挥孑L子此一思想:“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各自所居之位不同,则所应当完成的“分”亦不同。此之渭“分殊”。若克就一人之身来说,在古代宗法社会中,一人之身可同兼为人父、为人子、为人君、为人臣,身处在复杂的人伦关系网络中,动容周旋,酬酢万变,皆应有适当合宜的行为表现,一切有分,时时有止。若要做得完美无憾,以臻于“至善”,显然并不是人人立即可至。然而,唯“圣人”能“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是象征“至善”的人格仪型。问题是:圣人何由至此?孔子曾两次提示“一以贯之”之道凹。伊川自理一分殊的观点出发,提出“分立而推理一”;一方面要在人伦分际上确立所当为之分,所谓“分立”;另一方面要学者追求体会圣人一贯之理,所谓“推理一”。由此可知,“理一而分殊”不仅只是《西铭》所蕴含的道理,在学者修养实践上亦有可说者。孟子辟杨墨,使得儒家的基本立场更为明显。与孟子同时代的墨者夷之认为:“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谓也?之则以为爱无差等,施由亲始。”孟子批判日:“夫夷子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人之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