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面康有为：有为的“演员” 残缺的“圣人”.doc

多面康有为:有为的“演员”残缺的“圣人”
历史上不乏这样的读书人:满嘴仁义道德,暗地里却蝇营狗苟;写文章下笔千言,但治国之策却荒谬不已;谈爱国声泪俱下,但转脸便卖国求荣。在历史教科书及影视、文学中,一向被吹捧为伟人的康有为便是其中之一。卸下公车上书的领导者、伟大的爱国主义思想家以及维新运动的领袖等光环,一个凡人形象便逐渐清晰。
一、涉嫌学术剽窃治学急功近利
康有为早年政治抱负极大,但治学急功近利,了无建树。1882年,他第一次赴京科考落榜,归途路经上海,阅读了大量西方书籍,接触了进化论和西方的政治观点。1888年,康有为二次入京参加科考,又以失败而告终。而立之年的康有为仕途坎坷,而且没有像样的学术成果问世。
对康有为学术思想影响最大的人当属张之洞的门生廖平。廖平将其著作《今古学考》分为《辟刘篇》和《知圣篇》。由于张之洞的政治顾虑,这两部书稿并没有出版。据廖平回忆,1888年康有为二次赴京科考时曾拜访他,他亦曾将《辟刘篇》手稿拿给康有为阅览。
后来二人又有约谈,廖平是否也将《知圣篇》手稿交给康,暂时没有详细史料可考,但一年后,康有为出版了《孔子改制考》,思想观点与廖平的《辟刘篇》《知圣篇》几乎完全相同。廖平指责康有为剽窃他的书稿,康有为不以为然。随后,《新学伪经考》出版,观点仍与廖平著作类似,廖平由此大怒。
史学界对于康有为对廖平著作的“借鉴”是否到了“抄袭”的程度,一直没有定论。钱穆、朱维铮等史家倾向于康有为确有抄袭的行为。康有为做学问的目的是为了政治前途,因此态度并不严谨。廖平认为,一部洋洋20万言的学术著作《新学伪经考》,不可能5个月就写出来。除了抄袭廖平著作的嫌疑外,这部书还有一个问题,即并非康有为一人所作,而是在他一众弟子的协助下编写的。(见张建伟:《温故戊戌年》)
二、为谋利益攀附权贵为摆平弹劾贿赂官员
康有为的言论中,处处彰显“吾不出山,奈苍生何”的士大夫责任感,以及“为万世开太平”的豪迈气质。在后人眼中,他是无视权贵、大义凛然的正人君子和刚直不阿、忠君爱国的改革家。然而,史料背后的康有为却有另一副面孔。
仕途不顺的康有为一直没有中断在京的政治活动。这些政治活动有两方面内容:一是攀附权贵,请求政治推荐;二是打着爱国救亡的幌子,向各级官僚筹钱。
为攀附翁同龢,康有为游历北京时写作了《广艺舟双楫》一书,将翁同龢父子吹捧为大书法家。翁同龢因此接见了康有为,还将他推荐给了光绪皇帝。除了攀附高官外,他每次进京都会给各级京官写信讨钱。若有人给他十二两银子,他就称其为“大贤”;给他八两、四两,他就称其为“大君子”。(见梁鼎芬:《康有为事实》)
康有为的结交权贵、四方筹钱的政治活动为他摆平《新学伪经考》弹劾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新学伪经考》流入京师后引起了较大的社会骚动。1894年,御史安维峻以“惑世诬民,非圣无法”弹劾康有为。弹劾语气很重,朝廷较为重视,让两广总督李瀚章查办。
康有为让梁启超在京“多方奔走”,最终摆平了这件事。该案的结果是,两广总督让康有为自行焚毁《新学伪经考》。(见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一桩“谋逆”大案,以自行焚毁书籍了结,让人震惊。梁启超的“多方奔走”居功至伟。
然而,到底是如何“多方奔走”的,康梁师徒只字未提。从梁启超的信件中,史家发现,所谓的“多方奔走”就是“花钱走后门”。当时,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