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word.doc

用心生活
淡泊从容
平实谦虚
永远的汪曾祺
徐卓人
汪曾祺一生,寸步没有离开过中国的世俗,在数十年生活的波涛中,他总是被十分随意地卷来抛去,在诸多的芸芸众生的故事中,他始终扮演着一个平常老百姓的角色,他甚至认为,“当了一回右派,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尽管他年轻时曾向他的老师沈从文流露过他要自杀;1949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也曾陷入过深深的苦闷,乃至晚年,曾经一度难以摆脱沮丧与无奈,但他最终接受了现世生活的全部,且显得波澜不兴。
这决定了汪曾祺是一个现实主义者。长期的平民化生活使他特别敏感于生活的细节。他总是睁着一双睿智的眼睛,来看待并关注生活的冷冷暖暖。他的作品无一不忠实于现世生活,他说过:没有生活的启发,我就写不出。弥足珍贵的是,汪曾祺没有沉缅生活,历经世俗,由俗而脱俗。汪曾祺将精深的人生体验赋予了自己的文学,也传递给了读者。
汪曾祺既得人生之精义,于是他也就具备了坚韧的心理承受力。他的这种状况外在的表露常常被人说为“淡泊”。其实这“淡泊”是对世俗的一种涵化,是他对现世清醒到极至的一种反悖。他不擅以大喜大悲怪诞离奇制造效果,却以一种轻声的叹息慑服了人。人世间的悲哀,可怜,猥琐,一切乏人兴趣甚至让人鄙薄的行为作派,一旦到了他的笔下,就顿生出脉脉的怜情和绵绵的酸涩,就变成了人类共同的苦恼和弱点的暗示,变成了人性涨落的一种提示。他习惯于把人世间的痛苦嚼碎了,咽到肚里,而后缓缓化解成那种味,这是一种微甜、微苦、微涩、微酸的五味相融的味,是一种经久永恒的味,痛恨,但不咬牙切齿;欢乐,但不得意忘形。他习惯于勇敢地承受世事,然后涵化丑,融化恶,这使他与他的文学具有了独特的人格力量。
最可敬是汪曾祺与他所观察以及所表现的人物始终站在同一水平线上,尊重他笔底的人物,将他们当成自己的朋友。他始终记住老师沈从文对他的告诫:“千万不要冷嘲”。关注着世人,思考他们,同情他们,爱他们。早在40年代,他的《落魄》、《鸡鸭名家》、《老鲁》、《职业》等作品,无不充满着对世道人心、人类命运的关注,那种浸润作品的淡淡的苦涩,已明显表现了他人道主义的基本主题。
许多评论家都注意到了汪曾祺作品的人性美,可以说汪曾祺是当代最擅写人性的作家。他总是这样一往情深、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人世间的情义,哪怕是点滴的,稍逊即逝的。他十分崇尚沈从文对生活、对人、对山河草木都充满感情,对什么都爱着,用一颗蔼然之心爱着。与他的老师一样,他有着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倾心、永远诚实的赞颂的感情。看似冷静如水,其实灼烈如火。
汪曾祺为人为文,向真向善,求平实,不矫情。这个性情中人,深深爱着生活,对生活有一种宁让它负我、我不负它的痴迷,通俗说法:“随遇而安”。这种大平和心,使他变成一根草,一株树,一条河流,一潭池水,与天地人达成了最为相宜的默契。
“美的形式是自由形式。”汪曾祺倾向“为文无法”──随便。他尤其向往苏轼的“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说
“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液叶流转,一枝摇,百叶摇。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就像淡泊的水墨画一样,水气氤氲,自然漫散。不少人提到过汪曾祺文章的“水性”,“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