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戏剧中的水浒戏.doc

元明清戏剧中的水浒戏
元明清戏剧中的水浒戏
——元明清戏剧漫议之三十
古典戏曲中，反映农民起义的剧目，水浒戏是一个重点。从元明杂剧、明清传奇，到清代中叶兴起的地方诸声腔剧种，有关这一题材的戏，大小近百个。其中绝大部分是营教忠教孝的篇章，则均被束之高阁，受到了自然淘汰。在这方面，人民的抉择是最敏锐的，也是最公正的。
二、表现水浒故事的元杂剧，连同仅存名目的在内，一般说来虽有三十个，不过留下传本的却只有十个。除了《元曲选》中收入五个，再就是所藏《古今杂剧》和《孤本元明杂剧》中还有五个。其中可以肯定为元代作品的是李文蔚的《同乐院燕青博鱼》，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康进之的《梁山泊李逵负荆》，李致远的《都孔目风雨还牢末》，以及无名氏的《争报恩三虎下山》、《鲁智深喜赏黄花峪》。另外还有四个，即《梁山五虎大劫牢》、《王矮虎大闹东平府》、《梁山七虎闹铜台》、《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由于创作时间很难肯定，所以只能泛指为元明间无名氏的剧作。这些传本，大多是直接采自民间传说的水浒故事，或者是金元话本所提供的素材。其中虽有几个和《水浒传》的内容可以挂上钩，但具体情节与小说也略有出入。如《李逵负荆》，小说把鲁智深改作柴进，酒家王林改为刘太公。用柴进代替鲁智深，倒是较为符合人物的身份性格，但是把酒家改成了庄园主，就未免冲淡了水浒英雄为平民百姓伸冤作主的涵义。至于《九宫八卦阵》所敷衍的则是宋江受招安以后征辽的情节。（当初梁山两败童贯时也摆过这个阵图）在《录鬼簿》和以后王国维的《曲录》中增补进去的，还有水浒杂剧存目二十个。从剧名来对照，也有一半以上系直接采自民间传说，似与小说并无瓜葛。除了从作者姓名来核对，可知其中一部分是元代作品。还有一些，究竟是元末还是明初的剧作，则尚待考证。正如元代的北杂剧具有浑朴自然的本色一样，直接采自口头传说的水浒戏，也较多地保留了民间故事的本来面目，很少见到士大夫故意雕琢的痕迹，因而有关封建伦理观念的说教也较少。就现有几个传本来看，以下几个方面是很突出的。首先对宋江这个关键性的人物，元杂剧中显然是作为坚持起义的梁山首领来塑造的。在他的身上，还没有被贴上一心巴望招安的封建正统思想的标签。如在高文秀的《双献功》中，写宋江是于发配途中就被救上梁山做了头领，这和小说第三十六回书中所描绘的大相径庭。
这说明当《水浒传》未成书以前，元杂剧里的宋江，仍是一个道地的草莽英雄。在他的身上有的是绿林豪侠气，并没有醉心于功名富贵的奴颜媚骨。另外在一段独白中，虽留有《大宋宣和遗事》的痕迹，但已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把宋江等三十六人，扩大为三十六大伙与七十二小伙的千军万马。既渲染了梁山泊的声势，也给小说奠定了“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基础。同时还点出晁盖是死于三打祝家庄战役。这个虽无关宏旨，但是明代水浒杂剧却均按《水浒传》的叙说，改作晁盖死于曾头市。两相对照，似可作为区分元明作品的一条佐证。
第二个突出的方面是，这类杂剧传本基本上都没有挂上招安的尾巴。只有一个取材于卢俊义故事的《梁山七虎闹铜台》，在末尾第五折的曲词中，出现了“圣明主招安去”以及“麒麟阁都把名标”的句子，但其余几个传本，却没有这样的腐词滥调。另外，有些本子的内容，虽说过多地涉及到受害者的妻妾与人通奸而遭冤诬的俗套，但在不同程度上也都反映了元代人民的苦难。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个别作者对起义农民存在着歧视与模糊的看法。如《燕青博鱼》中，就有像“则俺是梁山泊里的宋江，须不比帮源洞里的方腊”这样的曲词，把两支起义军对立起来看待，从而否定后者，这显然是受到南宋以来史书与某些笔记的影响，不过在元杂剧中也只是个别现象。
第三，从留有传本或仅存名目的水浒杂剧来看，还有一个突出的情况，即以黑旋风李逵为主的戏竟多达十四、五个。为什么元代作家和当时人民会那么热衷于李逵这个人物呢？元代民族矛盾尖锐，读书人的地位低下。加之元初曾废除科举达七十七年之久，知识分子别无出路，往往投身到“书会”中去，和优伶结合起来，成为撰写杂剧本的“才人”。他们为了抒发自己的牢骚积忿，通过杂剧形式，从各个侧面控诉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流传于民间的有关梁山好汉的故事当中，以李逵的形象最为典型，他的反抗精神也最坚决最顽强，所以便被较多地采作杂剧题材。这位黑爷爷一旦跃上舞台，经过艺人的不断加工，就被塑造成为一个戆直纯真、嫉恶如仇而又勇猛无畏的典型形象，也是当时人民群众梦寐以求的能为他们伸冤作主的理想中的救星。在元代杂剧作家中，号称“小汉卿”的高文秀是东平府人，与传说中的梁山泊近在咫尺，受到梁山故事的薰染也较多，因此他一个人就为这位黑爷爷编写了八个杂剧本。在梁山一百单八将中，李逵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他在忠义堂上是态度最坚决的农民革命的英雄。以李逵为代表的包括武松、鲁智深、阮小七等人，一直反对受招安的投降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