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诠释与创造的诠释.doc

历史的诠释与创造的诠释——论牟宗三后期哲学中的“物自身”是价值意味概念的命题[ 摘要]“物自身”是康德哲中最为复杂、最难理解和最为重要的基本概念与中心概念,也是牟宗三后期哲学即道德的形上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牟宗三把“物自身”诠释为一个具有价值意味的概念,是在对康德哲学与中国哲学的比较与会通的过程中完成的。这项诠释既是历史的诠释也是创造的诠释;开启了从价值论的形上学的视角审视与诠释康德哲学的新路。无论是对于康德,或者牟宗三来说,伦理学也只是透视与契近物自身的一个支点。因此,物自身作为一个价值界域具有比伦理学更为广泛与丰富的意义。对康德来说,其终极的指向是一个宗教的界域;对牟宗三而言,其终极的指向则是一个价值论的形上学的界域,即一个“无执的存有论”的界域。[ 关键词] 牟宗三康德物自身价值意味历史的诠释创造的诠释价值论的形上学一“物自身”是康德哲中最为复杂、最难理解和最为重要的基本概念与中心概念。自康德哲学以降,无论思考形上学者,抑或追求知识论者,皆无法绕过它。问题只在于如何理解与诠释它。对康德来说, 如果没有“物自身”这一概念,就不可能理解批判哲学。康德使用“物自身”这一概念虽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然而其究竟了义并不是那么的明晰与确定,这似乎为它增添了无限的意蕴,同时也增加了理解它的困难。正因如此,一旦把握住了“物自身”这一概念,则可以对康德哲学有相应的理解与诠释。不过,能否对“物自身”有相应的了解与诠释,恰恰是问题之所在。因此,二百年来,人们对于康德哲学中的“物自身”概念的理解与解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人们一般多是根据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于“现象”与“物自身”的区分,把“物自身”当作一个知识论上的消极概念来理解。注重知识论问题的人,看到的往往是它在知识论上的消极意义,而一些讲形上学的人,也常常把它视作逻辑上的一种预设,忽视了它所深藏的——无论是对于形上学,或知识论的——积极意义。笔者曾经指出, “物自身”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不仅在“实践理性批判”、形上学,而且也在“纯粹理性批判”、知识论,因为在“纯粹理性批判”中预设的“物自身”概念的积极意义,要在“实践理性批判”、形上学中才能表现出来,此前它虽然似乎只是一个空洞的消极的形式概念,然而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它固然是表示界限或限制,却构成了对于现象世界或知识论的防护。[1] 无疑, “物自身”是牟宗三后期哲学即道德的形上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然而,即使是牟宗三本人在早期诠释康德的“轨约原则”与“构造原则”时,对于“物自身”概念的意义与复杂性, 亦无明确的认识。在经过了长期对康德哲学的吸纳与消化后,他才深刻地领略与体会到“物自身”的奥妙。从牟宗三来看,尽管康德划分和提出“现象”与“物自身”的间架,但是他在论证与维护这一间架方面所做的工作到底不够到家,因为他对于“物自身”概念的意义的阐释并不清晰与确定,所以“现象”与“物自身”之超越的区分并非像他想象的那般稳定。牟宗三在不满于康德的同时,又本于康德的思路把“物自身”诠释为一个具有价值意味的概念。基于形上学的思考,他断言: “物自身”不是一个事实概念, 而是一个价值意味的概念。无疑,这一观点与一般研究康德哲学的学者对于“物自身”的看法大为异趣,可以说,是一种多少有些大胆和新颖的诠释。从他的诠释效果来说,这一诠释充实了康德对于“物自身”解释或说明的不足,因而不仅可以稳定与巩固康德为“现象”和“物自身”所作的超越区分,而且同时也为牟宗三的形上学的构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牟宗三把“物自身”诠释为一个具有价值意味的概念,是在对康德哲学与中国哲学的比较与会通的过程中完成的,确有康德哲学这一本文作为诠释的根据,因而在原则说,牟宗三对“物自身”的诠释是一种历史的诠释;但是,牟宗三的诠释并非只是从康德哲学出发,以康德哲学为本而拘泥于康德哲学,中国哲学给以他的启示和他在中国哲学中所得到的阐明“物自身”的价值意味的根据,实在远比康德哲学所能提供的更为丰富,因此他对“物自身”的诠释打破与超越了康德哲学的语境,而表现为一种纯粹是哲学的而非历史的创造的诠释。二对于康德哲学中的“物自身”是一个价值意味概念的命题,我们可以作出两种设想:第一种情况是这一命题本身已为康德哲学所蕴涵, 但是未能言明,因此可以顺康德的思路得出这一命题;第二种情况是康德没有意思表示“物自身”可能是一个价值意味的概念,但是通过读者或研究者的创造性解读与诠释,可以将“物自身”视为一个价值意味的概念。就第一种情况来说,可以认为,作为本文的康德哲学在解读与诠释中经由“读者意图”统一“本文意图”和“作者意图”,从而实现了“作者意图”,“本文意图”和“读者意图”的一致。如果“作者意图”本来就包含了要实现这三个“意图”的一致,那么这三个“意图”所达到的一致就是“作者意图”的一种完成。在第二种情况中,只有“读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