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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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卷前言
对历史的所有思考,都要求概括;而对中国历史进行思考、概
括却成了一个特殊问题。“中国”一词事实上是现代语言中概括范
围最广泛的一个概念。这个词指的是一个生息之地极其广袤、历史
记录最为悠久的最大的人类群体——在这几个方面,中国是无与伦
比的。只要想想“中国”或“中国人”,就会形成一个高度概括的
概念(无论从人口、年代或从土地面积来看都是这样),其概括程
度之高,在其他历史领域中几乎是不能企及的。自米诺斯时代以来
的欧洲是一个较小的政治实体。我们对欧洲的知识较多,对中国则
相对地无知;如果竟因此说欧洲的历史要比中国还复杂,那就未免
自以为是了。直到近代之前,中述要更为广泛。也许,
中国比欧洲更为强烈的统一意识产生了比欧洲更高的一致性,也许
部分是由于中国传统历史学家首先关注社会秩序、国家及其统治阶
级,因而造成了这种错觉。
无论属于哪一种情况,为了在某种程度上向当代各个民族展示
昔日的中录进行
研究,以寻求对历史事实的种种综合归纳和统一的观点。这个工作
是迫切需要的,但难度很大:公众既需要了解历史的概貌,往往同
时又寻求预定的结论,期望着据以或则揪出坏蛋,加以声讨;或则
确认罪责,为之惋惜;或则为某些学说辩诬,重新加以肯定。
这就意味着,研究中国历史学家对本常更加细致,而对外人所写的中国史,尤其要详加考察。
例如,西方的近代中国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国与中国的关系史,这
是外国人特别容易研究的近代中国的一个方面。自然,自1840年(或
者说自1514年)以来,外国对中国的多方面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甚至,以鸦片战争这场外国入侵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都已成为
习惯。但是,所有这些外来影响只形成中国人民日常生活环境的一
小部分,而四周的风土人情和遗传下来的生活方式在这一环境中仍
居统治地位,而且变化缓慢。那么,外国势力对十九世纪中国的影
响会不会日益显得不那么大了呢?是会这样的,但不是由于这些影
响本身的规模或重要性有所减小和削弱,而是因为关于中国本土的
经历的知识日积月累,致使它们相形见绌罢了。
本书上卷因此不是始于外国商业的入侵和鸦片战争,而是从北
京着眼,即从十九世纪初期清帝国在中国和亚洲腹地的典章制度开
始。接着便讲述十九世纪上半叶北京在行政管理和社会秩序方面日
益增长的天国和捻军的叛乱以及对历尽艰险、
来之不易的同治中兴的论述中,还可以看到内部失调以及复苏的迹
象。中国的经济,乃至中国的军事体制,都显示了一个虽然古老、
但却远远没有停滞的社会内部的活力。面对着这种种史无前例的压
力,千千万万的男男女女知道怎样奋斗求存。到了王朝的末期,满
洲人在亚洲腹地建立的这个帝国在十八世纪期间的文治武功,显然
已为汉族人民从中国本部向满洲、蒙古、新疆和东部西藏这片广大
的边境地区的扩张打下了基础——这一长期的大规模移民运动,乃
是早在十八世纪就已开始的中国人口的巨大增长的结果。
广州贸易——一条有来有往的渠道——的兴起不过是汉族在人
数、移民、贸易乃至投资方面的巨大扩张最著名的一例。中国人的
这部分扩张活动早已在海外发生,与欧洲人的扩张活动并驾齐驱。
它发生在清帝国的疆域以外,参与其事的是中国沿海的人民,从而
形成了一个次要的传统,其历史之长,大约为在官方历史上居统治
地位的大陆官僚帝国的主要传统的一半。以帆船从厦门和广州到东
南亚(南洋)进行贸易,这种航海事业的开始大大早于欧洲殖民列
强到达同一地区的时间。只要回顾一下蒙古人接收南宋海军、蒙古
人在1292年远征爪哇、早期的明朝在1405—1433年横跨印度洋的
远航等等事实,就可想象这种情况的一般了。诚然,蒙古势力于十
五世纪四十年代再次崛起,使明朝无暇南顾,而另一个实行海禁的
亚洲内陆型帝国——清王朝又取代了明朝,这样,中国皇帝对沿海
一带的领导权于是告终。但事实仍然是:西班牙、葡萄牙、荷兰、
英国和法国的东南亚殖民地统治者,仍然愈来愈依靠中国的商人和
经纪人经营零售业和履行特许专卖户或小包税人的职能。华侨成了
欧洲殖民地的一个特殊的中间阶级;同样地,他们也成了暹罗统治
者所不可或缺的人物。在暹罗,某个华侨便建立了却克里王朝,它
直到今天还在曼谷进行统治。中国海上的航海家和企业家尽管得不
到北京的赏识,有时甚至还受到申斥,但他们仍然这样地参加了东
南亚的近代初期的商业革命以及从而导致的殖民主义活动。
当这一日益加速增长的国际贸易终于通过广州南面的虎门而打
开了进入中国的道路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