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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琵琶记有感
读《琵琶记》有感

杨启慧

《琵琶记》中塑造了"全忠全孝"是，在君权至上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君是万民之主，国为一君之国，对君主的忠诚为无条件的听从。在这种情形下，忠大于、高于孝是势必结果，是为"始于孝亲，忠于事君",因此就有了"忠臣孝子""忠孝自古难两全"的历史之叹。《琵琶记》蔡伯喈的冲突，就其深层意义而言，正是封建伦理纲常中的"忠"与"孝"的冲突。无可否认，《琵琶记》中的蔡伯喈，从各方面看都是难得的孝子、忠臣。偏偏，正是以"忠""孝"为核心的伦理观念造就了二老冻馁而死，五娘孤苦的凄惨局面，也造成了主子公的根本苦痛。倘使蔡公不逼试，蔡伯喈就不会去应举，也中不了状元，更谈不上逼官和逼婚了。蔡公把儿子送上应举之路，就是孝的伦理。身仕宦，显父母耀门闾，是大孝，而守贫事亲是没长进、没志气，只能算作小孝，功名当然的要强过孝名，从一个村野之夫口中说出这种话来，已足见功名利禄思想的影响之深。不幸的是，他满心盼着富贵，结果却大违其愿。儿子一去竟然不归，心愿不成，反遭天灾人祸。在临终之时，这位热心功名、大讲孝道的贫苦老人最终彻底悔悟，许下几桩心愿：一是自己死后不要葬，"留与旁人，道伯喈不葬亲父";二是劝媳妇改嫁，不必为蔡伯喈守节；三是留下柱杖给张大公，待那"忤逆不孝子蔡邕"回来，打他个"三不孝".所谓"三不孝",即生不能养、死不能葬、葬不能祭。可以说，这是以蔡公之口对所谓大孝进展的热嘲冷讽。这也是控诉了封建君主笼络和利用读书人的科举制度和功名利禄的根深缔固的封建伦理观念。纵有高官厚禄，琼林玉宴，却顾不得清贫双亲，不能养、不能葬、不能祭，何谈人子之孝？

在《琵琶记》中，"忠"同时也与婚姻形成了冲突，换言之，也便是国与家构成了冲突。蔡伯喈成为了状元，当即被牛丞相看中，执意要招其为婿。这在一般人看来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对蔡伯喈而言却是天降横祸，"好像合针吞却线，刺人肠肚系人心".虽然他敢于逆丞相之意，却最终抵不过圣上之旨："可曲从师相之请，以成桃夭之化".只能被逼着同牛小姐"结鸾凰",又再一次地在心灵上背上了沉重的枷锁。可见，这种悲剧冲突已然触遇到了封建伦理观念的内在冲突，也势必是对这种礼教伦常本身的批判与否认。

自古以来，百善孝为先。蔡伯喈准备力行孝道，因而放弃了科考。他说："教孩儿出去，把爹爹妈妈单独在家，万一有些差池，一来别人道孩儿不孝，撇了爹娘去取功名；二来道爹娘所见不达，只有一子，教他远离；以此上不相从。"但蔡公认为："立身行道，扬名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甚至一再劝服蔡伯喈："你假设衣锦归故里，我便死呵，一灵儿都是喜。"深受封建思想熏陶的蔡伯喈，既不能违反孝道伦理原那么又不能违背父命，在无可奈何之下，踏上应试之路，这是蔡伯喈悲剧命运的开端。其次，蔡伯喈中了状元后，他一方面惦记父母，另一方面又有结发妻子在家等待，他选择辞官和辞婚。但君命难违，蔡伯喈又一次在"忠君"的道德观念中选择了屈服，他入赘牛府。同时，父母在灾荒之年，家破人亡。这样一个起初"孝父"后来"忠君",在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下，一步步妥协退让，从而成为一个在忠孝边缘苟延残喘的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