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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选读
新课标导学
第二单元
《孟子》选读
第二课　王何必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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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政
仁政是儒家的政治主张，即以仁义道的回答：“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亦”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只是。这句话意思是说，王为什么开口就谈利呢？只要讲仁义就行了。
梁惠王“有以利吾国乎”的话刚一出口，孟子便劈头拦截他。接下来孟子先从反面申明自己的观点：“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家”指卿大夫的采(cài)地，也叫采邑，是古代诸侯分封给卿大夫的田地，包括耕种土地的劳动者。“士”是介于大夫和庶民之间的一个阶层。“庶人”是指没有官爵的平民百姓。孟子认为，假如王只嚷嚷着说：“用什么使我的国家获利呢？”大夫只嚷嚷着说：“用什么使我的采地食邑获利呢？”士和平民百姓只嚷嚷着说：“用什么使我自己获利呢？”这样从上到下互相之间只想着从对方那里谋取财利，国家就危险了！这只是一个笼统的表达，具体说来有什么危险呢？孟子举了个例子：“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古人喜欢用兵车的数量，来衡量诸侯或卿大夫的强弱。如果一个国家陷入“上下交征利”的境地，那么在一个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杀害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夫；在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杀害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一百辆兵车的大夫。国家有一万而大臣拥有其中的一千，或者国家有一千而大臣拥有其中的一百，这不能说不多了(朱熹《孟子集注》解释“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云：“臣之于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但是如果以义为后(把义放在后)、以利为先(使利在先)，那么大臣不杀掉国君而全部夺取他的财利，就不会感到满足。
孟子这是举其一端，接下来孟子又从正面申明自己的观点：“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他的意思是说，没有一个有仁心却遗弃父母的人(即怀有仁义之心的人不会遗弃父母)，没有一个讲道义却把君王摆在次要位置上的人(即怀有仁义之心的人不会怠慢君王之所急)。孟子这里同样只是举例，但是他的意思是很明白的：如果一个社会人人“利”字当头，大家就会互相坑害；如果一个社会人人高扬仁义的价值，大家就会互相关爱。所以他对梁惠王说：“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秦、楚构兵，宋将说楚王使罢之。孟子问宋说：“愿闻其指。说之将何如？”宋说：“我将言其不利也。”应该说宋的说法是合乎情理的，孟子却说：“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孟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孟子于是解释说：“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就是说，拿利去游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因为利高兴而撤回军队，停止军事行动，这样就会使得三军之师乐于休兵，因而喜欢导致休兵局面出现的依据——“利”；
做臣下的存有追逐私利的念头来侍奉他的国君(来给国君做事)，做儿子的存有追逐私利的念头来侍奉他的父亲，做弟弟的存有追逐私利的念头来侍奉他的哥哥，这样君与臣、父与子、兄与弟最终舍弃仁义，怀着私利的目的互相交往，如此却不亡国的还从未有过。这就是孟子最终的担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沦落为利益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沦落为“以市道交”(即以市场交易的原则为原则)，人丧失对仁义的价值的关怀(更不要说去实践这些价值了)，最终必然导致国家的覆亡。根据孟子的观点，即便宋游说秦楚之王成功地制止了战争，那也有一个严重的弊害，就是败坏了世人的心术。显然，孟子比宋考虑得深远。总之，游说秦楚之王阻止战争是值得肯定的，关键是要有正确的名号即理据，这就是仁义了：“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仁义，而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仁义也。
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拿仁义去游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因为仁义高兴而撤回军队，停止军事行动，这样就会使得三军之师乐于休兵，因而喜欢导致休兵局面出现的依据——“仁义”。做大臣的依循仁义的原则侍奉国君，做人子的依循仁义的原则来侍奉父亲，做弟弟的依循仁义的原则来侍奉哥哥，这样君与臣、父与子、兄与弟舍弃私利，怀着仁义之心互相交往，这样却不成就王业的，还从未有过。孟子经过这一正一反的对比论证，再一次推出了自己的结论：“何必曰利？”
3．孟子是如何运用对比和照应来增强说服力的？
孟子对梁惠王，开头说“王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