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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源头究竟在哪里
刘合心 2009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刊载杨雪梅女士的文章《中华文明探源:形成中国特色的文明表达体系》(下文简称《表达体系》),介绍了近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进展和成果。这本是一件应该令每一位炎黄子孙读有执戈守城之意”,兵器的品位已经很高了。由此我们不妨将二者划分两个概念,即最早的“中国”和“中国”。 最早的“中国”即国家的初始阶段,“中国”是国家的完备时期。对于前者,著名历史学家苏秉琦先生在《中华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指出:“夏以前的尧舜禹,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中国’一词的出现也正在此时,尧舜时代万邦林立,各邦的‘诉讼’‘朝贺’,由‘四面八方’‘之中国’,出现了最初的‘中国’概念”。这时的“中国”还仅是国家的雏形,也就是并没有后来完备的形态。无疑,这就将最早的“中国”和“中国”区别的更为明显了。由此来看,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这种说法就值得商榷了。

二里头是完备的“中国”

《表达体系》作者在陈述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时,引用的是“从1999年起在二里头从事十余次挖掘的”许宏先生的观点。许宏先生说:“文明形成的标志古今中外莫衷一是,物质形态的标志包括城市、文字、青铜器以及礼器,社会形态的层面包括社会分工、阶级分化以及国家、王朝。二里头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展现了成熟的文明”。且不论本来是陈述国家的形成,却引用的是文明形成的标志,我们姑且认为文明的形成和国家的形成可以相提并论,并继续读完其考古发现的依据。文章进而指出,“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所熟知的各种儒家礼制,都可以在二里头找到源头。二里头出土的三足酒爵,与商朝出土的酒爵造型大致相同,贵族墓葬里出土的青铜器、乐器、玉礼器,构成了独具特色的礼乐文明。而这正是华夏早期文明的特质。”
在阅读过程中我们难免会产生这样困惑,前面说“二里头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展现了成熟的文明”,后头则说“这正是华夏早期文明的特质”。假设我们认同文章的观点,就等于认为“成熟的文明”和“华夏早期文明”是一回事。可是任何事物都有个萌芽、生长、成熟的过程,早期该是萌生期,而不是成熟期。所以,我们无法相信“成熟的文明”和“华夏早期文明”会在同一依据上体现。
由此再看关于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这一立论,就觉得逻辑上未免失之偏颇了。文章从二里头这“成熟的文明”的立论指出,“它至少有五个“之最”:迄今可以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群、最早的“紫禁城”、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和青铜作坊,还有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这些都表明了王朝文化已经形成”。且不论这“五个‘之最’”准确与否,仅就其所要表明的,显然是“成熟的文明”。这自然与二里头是“最早”的国家之说发生了矛盾。化解这个矛盾其实很简单,只要调节一下思维,将“王朝文化已经形成”、“成熟的文明”的二里头视为“成熟”的“中国”或完备的“中国”即可,而不要委屈它,让明明成熟的它返回了一千岁而穿上幼时的紧身衣。
现在,可能有人要问,你否认二里头这“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是最早的“中国”,难道还有比之更早的“都城遗址”、更早的“中国”?
是的,这正是我们要解开的“千古之谜”。

陶寺遗址,最早的“中国”源头

前面我曾摘录过作者的文章:二里头有“迄今可以确认的中国最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