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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七月半》
晚明小品概观
“小品”一词原本为佛家语,《辞源》中称之为“佛经的节本”。可见“小品”由译经而来,详译或全译的巨帙经文称为“大品”,节译或原本短小的经文成为“小品”。大约于明朝万历年间用作为文学中的文体名称。现在所能见到的第一种以“小品”命名的书籍为《苏长公小品》(万历28年,1600年刊)。“小品”原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但明清之际被称之为“小品”的文章,有一个大致相同的风格和倾向:抒情的固然诉之于情绪的体验,即使叙事、议论、谈玄理乃至尺牍序跋,也都托体于情感而不是智性的表述,作者的性格、人生态度、生活趣味都较为明彻地表露在文字里,给人以一种文格充分显示人格的印象。这种透露个性,显示真性情真感情的趋向,正是对八股时文空洞无物和拟古诗文缺乏个性的反击,同时也是对当时相沿成习已久的一种旧格调文风的革新。
“晚明文学为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她所达到的人性反思的高度成就,是魏晋南北朝、元末文学的优秀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现,,也与当时以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为基础的观念形态相呼应,而其要求个性解放的意向与中国历史的近代进程相衔接。晚明文学提供了中国文化自我更新而向前推进的生动范例,对于我们认识民族文化之根的不竭活力和民族性格成形的艰难历程,以及在此基础上达到民族自我的心理认同,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陈建华:《中国江浙地区十四至十七世纪社会意识与文学》,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一)晚明小品的创作理念——崇尚“性灵”、以“情为主”
晚明江南士人为人追求“顺情遂性”,其为文亦是以情为主。崇尚“性灵”,以“情”为尊,构成了晚明江南小品乃至整个文学观念的基本精神。
宋明理学对人的思想感情所造成的长期的压抑,使得明中期以来,尤其是晚明江南文人对“性灵”和“情”的推崇,要比以前和后世各代更为突出,也比其他文化区域的文人更为重视,甚至是得到了物极必反的情感释放。将这种观念投射到文学创作中去,晚明江南文学在“情”字上作足了文章,或许,在诗歌、戏剧和小说等文体上显得尤为突出,“为情作使”的汤显祖以其戏曲“临川四梦”歌颂了“情”的伟大,冯梦龙的“三言”,凌濛初的“二拍”等小说都充分展现了人的正常欲望和情感,突出了一个“情”字。而小品同样也是他们寄情显情的载体。“从晚明江浙作家普遍尊奉性灵说与尊情论以及这两种理论的发展情况来看,这一地区的文学思潮在整个明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始终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陈建华:《中国江浙地区十四至十七世纪社会意识与文学》,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325页。)
(二)晚明小品的格调——闲适
对政治的疏离和对仕途的淡漠,晚明江南士人不再汲汲于求取功名,而心生退隐;同时他们也挣脱了八股文的约束,为文不再以“文以载道”自任,他们有着足够的时间和环境培养自己的闲适之情,也颇有余裕通过小品创作抒情言志,表现得任意随心。
夫闲,清福也,……余今年栖友人山居,泉茗为朋,景况不恶。晨推窗:红雨乱飞,闲花笑也;绿树有声,闲鸟啼也;烟岚灭没,闲云度也;藻行可数,闲池静也;风细帘清,林空月印,闲庭悄也。以至山扉昼局,而剥啄每多闲侣;帖括困人,而几案几多闲编;绣佛长斋,禅心释谛,而念多闲想,语多闲辞。闲中自计,尝欲挣闲地数武,构闲屋一椽,颜曰“十闲堂”,度此闲身。而卒以病废,亦以好闲不能致也。(华淑《闲情小品》卷首,朱子锐编著:《明清闲情小品•衣食住行》,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页。)

晚明小品中,最为后人称道的是山水游记。首先是钟情于山水,乐而忘返;落笔为文不过是事后追忆,或曰‘卧游’。‘山水’对于远离朝廷的小品作家来说,绝不仅仅是‘描写对象’,而是安身立命之处,寄托了其人格理想与审美趣味。隐于山水、游于山水、融于山水——没有山水也就没有公安、竟陵的性灵与小品。在晚明诗文中,‘朝市’与‘山水’构成两种不同的生活理想,讲‘情’讲‘韵’讲‘趣’者,毫无疑问只能选择后者。( 陈平原:《晚明小品论略》,《中州学刊》1995年第4期。)

晚明江南文人也同样藉对于世俗生活的的关注寄寓他们的隐逸闲适之意。这是晚明士人与魏晋士人在生活方式和情调上存在的重大差异。毕竟这两个时代的社会背景,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由此导致的社会观念的不同,使得晚明士人追求闲适意趣的时候无可避免地关注着世俗化的生活趣味。吴承学概括道:“从大量晚明小品中也可以看出晚明文人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在晚明许多文人笔下,人生的价值就在于追求物质和精神的享乐。传统知识分子那种对于修身、齐家、治天下的政治功业和道德理想的追求已经不怎么吸引人了,而许多人都把满足个人的生活欲望和精神需求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这个时代,人们所追求和欣赏的是如何及时行乐,而传统那种安贫乐道的清苦生活方式并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