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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宇烈教授访谈录
一、楼先生您是著名的研究中国思想文化的专家,也是著名的佛教学学者。我们知道,先生最初是从事中国哲学思想史研究工作,但转到佛教研究方面或者较多关心佛教领域已经有差不多30年的历史了。而且近十年指导培养的多半都是佛教学方面的研究生。是什么机缘促使楼先生您关注佛教研究的呢?能否简略地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种学术经历。
我最初是研究中国哲学的;中国哲学里面我开始最感兴趣的一是魏晋时期,一是近代。当研究到近代的时候,我发现近代的思想家都跟佛教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就象梁启超讲的,近代的心学家没有一个不跟佛教发生关系;而且都受到洋务派的影响。当时我发现研究近代的问题比研究古代要复杂得多,因为研究近代不仅要了解这些学者们接受西方文化的情况,还要了解到他们这些人的思想又是由中国传统哲学传承发展过来的,又跟佛教有密切关系,因此不了解佛教,就很准弄清楚他们的情况。另外,从中国传统哲学来讲,末明理学同样也受到佛教很大的影响。从我当时看到的研究著作中,我自己感觉到不是很满意,很多著作只是就儒家谈儒家,或者以批判的角度来谈佛教,而佛教究竟对宋明理学起到怎样的影响。我感觉到近代哲学的研究陷入一个怪圈,一个方面说末明理学受到佛教影响,而又说佛教中国化了,既然佛教变了质了,变成中国的佛教了,那对宋明理学的影响,岂不是中国对中国的影响?佛教究竟是怎佯的面貌,这种疑惑也促使我想把佛教弄清楚。再扩大一点,看到很多诗词、散文、诗话、话论,都受到佛教的影响,因此,感觉到不研究佛教不行。刚好那时,也有样的机缀。在六十年代,我毕业以后,参加《中国哲学史》的编写,绐任继愈先生当助手,当时他在北大开一门佛教的课,我给他当助教,这也促使我去从事佛教研究。不过这段时间大段,很快文革就开始了。文革结束以后,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于是就跟方立天先生等联系。与中华书局商量;编一套佛教思想资料。我认为这在当时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当时很多寺院还没有《大正藏》之类的书。我的感觉,要推动这方面的研究,首先要有比较实用的资料,所以才决定要编这一套资科。另外,随着社会的需要,从90年代以后,要求学佛教的人越来越多。90年代以前,我知道的都还是通过哲学来接触佛教,后来,越来越多的人转向对佛教的研究:所以也是历史的一个机缘把我推向佛教研究之路。
二、想请楼先生您谈谈您对中国佛学研究的看法,尤其是今天的中国佛教学研究,您认为应该主要关注哪些方面、那些问题?
对于观在中国的佛教研究,我觉得二十多年来,佛教人才培养了一大批,研究的也很多,但绝大部分的研究都停留在史料考证,历史研究,教理研究,也涉及到制度、经济、艺术,展开的还是比较多的,但我感觉到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基本上还是就文献上在研究,而田野的研究现在还相当的少,但也不是没有,比如人大的魏德东,就比较关注现实的调查。佛教作为一种文化、一种道德体系,它更多地应该体现在实践上。如果不能把它化到实践上去,它对社会的影响作用就会很有局限。我们的研究应该从学术的角度给人们提供一种关于伦理、人生的思考,而不是纯粹从宗教的角度给人们提供一种信仰。教理辨析、考证固然也很重要,但只能局限在很小的学术圈旦,不会对社会产生很大影响。有些研究做得越细;看的人就越少,很多论文只有十个八个人看,有些看了一次以后,要过几十年才有人翻出来看。
宗教的问题不是纯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