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与汉代语言文字学的发展.doc

1 经学与汉代语言文字学的发展两汉时期,我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学即所谓小学得到进一步发展,而这种发展又是与儒家经学的独尊和繁盛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二者彼此渗透, 相互促动, 相得益彰。特别是经学, 在汉武帝独尊儒术、表彰六经之后, 迅速跃居统治思想和正统学术的地位,成为各种学术门类建设、发展的理论依据和至上权威, 语言文字学更是如此。汉代语言文字学的内容非常丰富, 经书训诂本身就在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由于它们与经学的关系极其明显,笔者在本文中不再涉及, 而主要以几部专门的语言文字学著作为考察线索和研究对象,展开分析、论述。不妥之处,尚祈方家教正。一通过儒家经典,可以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窥见我国( 这里主要是指汉族地区) 语言文字学的萌芽和早期发展情况。像汉 2 字的产生, 前人依据《周易· 系辞下》之说, 将上古结绳而治或伏羲作八卦与文字的起源联系起来。这尽管是一种传说, 但并非空穴来风、向壁虚造。结合近年来的考古发现特别是大汶口文化陶器文字的发现, 完全可以证明, 我国文字的起源, 正是在传说中的伏羲氏、神农氏时代。再者, 不少经书还论及语言文字问题, 特别是《论语》中孔子的有关论述更多。《先进》记有孔门四科, 其中“言语”是仅次于“德行”的一科。《子路》则记孔子曰: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1] 正是本着这一原则, 孔子十分注意字词的斟酌, 力求恰如其分, 并在整理六经尤其是修《春秋》的过程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孔子在鲁国旧史的基础上修《春秋》,注重正名,讲求微言大义、一字褒贬, 这种《春秋》笔法不仅在中国史学史、文学史上影响巨大,而且对传统语言文字学的发展也颇多沾溉。胡适先生曾经特别强调《春秋》及其体现出来的孔子正名思想在“语言文字上的影响”,指出: “孔子的‘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一句话, 实是一切训诂书的根本观念。故《公羊》、《谷梁》,都含有字典气味。……大概孔子的正名说, 无形之中, 含有提倡训诂书的影响。”[2] ( P90 ) 当然, 我们也应该指出, “中国修辞学、训诂学的萌发,并非《春秋》一书使然,而是时代之必然,但毋庸讳言, 《春秋》在其中确实是起着促进作用的”[3] ( P22 ) 。另外, 《周礼· 地官· 保氏》 3 还有关于文字“六书”的记载,只是未见具体所指。更为重要的是, 大致在战国时期, 本用于经书训诂的《尔雅》诸篇相继问世,使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发展实现了一次飞跃。凡此种种,表明具有兼容各科知识特点的儒家经典及经学,一开始就与语言文字学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系。继甲骨文、金文之后,中国早期的语言文字教学和研究, 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字书或者说童蒙识字课本的编写表现出来的。相传周宣王太史籀作《史籀篇》,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则接连出现了李斯《仓颉篇》、赵高《爰历篇》、胡毋敬《博学篇》。三者多取于《史籀篇》,广泛流传。可惜今已亡佚, 仅有辑本和部分残简传世。入汉以后, 又有司马相如《凡将篇》等一批新的字书陆续推出, 它们不同程度地受到《仓颉篇》的影响,或取其正字,或加以续补。但与《仓颉篇》不同, 它们已经带有较为明显的儒家经学的色彩, 成为经学独尊在语言文字学领域的直接反映。在这里, 就文字而言,“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4] (( 汉书· 艺文志》)。遗憾的是, 在这些著作中, 仅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撰作的《急就篇》流传下来。《急就篇》提到: “宦学讽《诗》、《孝经》、《论》, 《春秋》、《尚书》、律令文。治礼掌故砥厉身,智能通达多见闻。”这就是说,为仕宦所必需学习的各种知识中, 《诗经》等儒 4 家经典占有核心地位,人们从小就应培养读经入仕的思想。我们知道, 汉武帝独尊经学、以经取士之后, 研习儒家经典成了最主要的仕进方式, 甚至几乎发展到非通经学, 不能作官的地步。特别是在西汉后期, 朝廷公卿大都通过经术而进身。士人学子也普遍意识到读经与入仕的关系。曾以《洪范》察变的夏侯胜就常对弟子们讲: “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 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4] (《汉书· 夏侯胜传》) 这种氛围, 自然会对学童的启蒙教育有所影响。因此,本于为封建政治服务的经学之旨,《急就篇》极力渲染刘汉皇朝的威德和业绩:“汉地广大, 无不容盛。万方来朝, 臣妾使令。边境无事, 中。风雨时节, 莫不滋荣。灾蝗不起,五谷孰成。”[5] 另外,从书中似乎亦可窥见经学自身的演变。汉武帝尊崇的经学, 实际上是以董仲舒《春秋》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 立于学官、设置博士的都是今文经。直到元成之时,古文经学尚未走上前台。在社会上,人们接受的也主要是今文经学的教育。如《急就篇》有言: “圣贤并进,博士先生。”[5] 还有它罗列的一些姓名,唐人所见“《易纬》中颇有姓名与此同者”[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