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与汉代语言文字学的发展.doc

经学与汉代语言文字学的发展    两汉时期,我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学即所谓小学得到进一步发展,而这种发展又是与儒家经学的独尊和繁盛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二者彼此渗透,相互促动,相得益彰。特别是经学,在汉武帝独尊儒术、表彰六经之后,迅速跃居统治思想和正统学术的地位,成为各种学术门类建设、发展的理论依据和至上权威,语言文字学更是如此。汉代语言文字学的内容非常丰富,经书训诂本身就在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由于它们与经学的关系极其明显,笔者在本文中不再涉及,而主要以几部专门的语言文字学著作为考察线索和研究对象,展开分析、论述。不妥之处,尚祈方家教正。一通过儒家经典,可以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窥见我国(这里主要是指汉族地区)语言文字学的萌芽和早期发展情况。像汉字的产生,前人依据《周易·系辞下》之说,将上古结绳而治或伏羲作八卦与文字的起源联系起来。这尽管是一种传说,但并非空穴来风、向壁虚造。结合近年来的考古发现特别是大汶口文化陶器文字的发现,完全可以证明,我国文字的起源,正是在传说中的伏羲氏、神农氏时代。再者,不少经书还论及语言文字问题,特别是《论语》中孔子的有关论述更多。《先进》记有孔门四科,其中“言语”是仅次于“德行”的一科。《子路》则记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1]正是本着这一原则,孔子十分注意字词的斟酌,力求恰如其分,并在整理六经尤其是修《春秋》的过程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孔子在鲁国旧史的基础上修《春秋》,注重正名,讲求微言大义、一字褒贬,这种《春秋》笔法不仅在中国史学史、文学史上影响巨大,而且对传统语言文字学的发展也颇多沾溉。胡适先生曾经特别强调《春秋》及其体现出来的孔子正名思想在“语言文字上的影响”,指出:“孔子的‘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一句话,实是一切训诂书的根本观念。故《公羊》、《谷梁》,都含有字典气味。……大概孔子的正名说,无形之中,含有提倡训诂书的影响。”[2](P90)当然,我们也应该指出,“中国修辞学、训诂学的萌发,并非《春秋》一书使然,而是时代之必然,但毋庸讳言,《春秋》在其中确实是起着促进作用的”[3](P22)。另外,《周礼·地官·保氏》还有关于文字“六书”的记载,只是未见具体所指。更为重要的是,大致在战国时期,本用于经书训诂的《尔雅》诸篇相继问世,使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发展实现了一次飞跃。凡此种种,表明具有兼容各科知识特点的儒家经典及经学,一开始就与语言文字学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系。继甲骨文、金文之后,中国早期的语言文字教学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字书或者说童蒙识字课本的编写表现出来的。相传周宣王太史籀作《史籀篇》,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则接连出现了李斯《仓颉篇》、赵高《爰历篇》、胡毋敬《博学篇》。三者多取于《史籀篇》,广泛流传。可惜今已亡佚,仅有辑本和部分残简传世。入汉以后,又有司马相如《凡将篇》等一批新的字书陆续推出,它们不同程度地受到《仓颉篇》的影响,或取其正字,或加以续补。但与《仓颉篇》不同,它们已经带有较为明显的儒家经学的色彩,成为经学独尊在语言文字学领域的直接反映。在这里,就文字而言,“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4]((汉书·艺文志》)。遗憾的是,在这些著作中,仅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撰作的《急就篇》流传下来。《急就篇》提到:“宦学讽《诗》、《孝经》、《论》,《春秋》、《尚书》、律令文。治礼掌故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