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走向衰败若干原因分析.doc

晋商走向衰败若干原因分析
明清时代,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在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批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且是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商帮。著名的有山、陕、鲁、徽、闽、粤、宁波等十大商帮,而这其中规模最大、实力最为雄厚的就是山西商帮。它纵横商界500年,经营项目“上自绸缎,下至葱蒜”,几乎百业俱备;足迹遍及华夏大地及周边各主要国家;服务对象上达朝廷、官宦,下至乡野、边关;商路达万里之遥,款项则汇通天下。到清中叶以后,其所拥有的资本控制了中国北方的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亚洲地区一些国家的金融和贸易,并且在明清两朝的财政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强大经济势力。
然而就是这样一支利倾朝野、鼎足华夏的商帮,发展到近代却随着清王朝的消亡而走向衰败了。是什么原因,使晋帮商人在清末民初由昔日辉煌繁盛而步入日暮途穷之路,最终一蹶不振?又是什么力量,将其彻底冲垮击败,直入衰败的深渊,而在华夏经济发展的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的?
中国社会步入近代以来,其社会的发展变化用社会史学家陈旭麓先生的话说,是“和中国古代那种静态的、有很大凝固性的社会不同,中国近代是一个动态的、新陈代谢迅速的社会;和西方从中世纪到近代是通过自我更新机制来实现社会变革也不一样,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踵而来的外力冲击,又通过独特的社会机制由外来变为内在,推动民族冲突和阶级对抗,表现为一个又一个变革的浪头,迂回曲折地推陈出新的”。(见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在这个过程中,无疑是必须与那个将世界所有古老国家卷入资本主义市场的西方资产阶级及其所代表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接触、来往、得到收益并促使自己获得新生、重新发展的。在这方面我们的先辈山西商人恰恰没能做到超越自己而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开拓新的经营领域,而是囿于传统,固守旧的传统行业,失去一次又一次新的发展机会。
反思之一:19世纪中后期,山西商人没有大规模投资于新式产业,是它的第一个禁锢失误之处
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同西方的经济、贸易往来的逐渐增多,古代中国传统的商业和产业发展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并逐渐形成了一种中国的经济发展同西方经济发展相衔接的趋势。在这种经济发展过程中,19世纪的中后期,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第一批近代化的工矿企业。兴办这些企业的有中外两类资本来源。据统计,至1894年,外商已在中国各通商口岸陆续兴办了100家近代工厂,拥有产业工人34000人,资本1972万元。中方的资金投入分为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两部分。国家资本主要是指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为止,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为主兴办的大小50余家近代军用、民用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业,资本总额2263万元,占1895年整个工矿企业(包括外国在华企业)%,生产工人总数34000至40810人,%。私人资本即民族资本,据估算,至1899年为止所办近代工矿企业180家,原始资本总额约计银470万两,其中近代工业约300万两,近代矿业约170万两,工人总数约3万。据孙毓堂先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1166~1172页)的数据估算,买办及买办商人,占早期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