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假话未必不可讲.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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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自古以来,除“兵不厌诈”一语外,从来没有人公然号召说假话,但说假话者代有传人,可见重在身教,言教倒在其次。
大概在某个历史关头,大家发现真话稀缺,于是痛感说真话的必要。只是“说真话”这样一句话,还是巴金老人在垂暮之年,鼓起勇气说出来的。因为你表示要说真话,就意谓你认为假话太多,搞“瞒”和“骗”的人能不多心,不感到你要挖他的祖坟?
对于更高档的革命者,为了动员他们说真话,不说假话,毛泽东还讲过“五不怕”的道理,就是为了坚持求真,不要怕撤职,不要怕开除党籍,不要怕老婆离婚,以至不要怕坐牢杀头。
这里所说的真话,是政治上而不是日常生活中的。比如对一位绝症病人,明知其不久于人世,还是不妨安慰他,说等明年开了春,就会好起来……这属于善意的假话。
但即使是政治上的假话,也不是不可说的。
我在鲁迅的《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中,看到发表于1936年10月的《半夏小集》一则:
A:B,我们当你是一个可靠的好人,所以几种关于革命的事情,都没有瞒了你,你怎么竟向敌人告密去了?
B:岂有此理!怎么是告密!我说出来,是因为他们问了我呀。
A:你不能推说不知道吗?
B:什么话!我一生没有说过谎,我不是这种靠不住的人!
鲁迅此文,是站在革命者的立场,嘲笑、谴责乃至抨击了不肯向敌人说谎的人。
这就是说,对敌人――首先是政治上的敌人――是不必说真话的。对手无寸铁的人来说,假话甚至不失为一种武器,既以防身,并以克敌。
也不一定是手无寸铁的人在必要时才可以说假话。本来“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而阶级斗争如同战争,适用“兵不厌诈”的原则,“引蛇出洞”,屡试不爽。
赵高在朝廷上“指鹿为马”,明明是说假话,却没一个人敢说二话,他们都信吗?当然不信,慑于威权罢了。赵高不知道大家对他假话的认可也是假的吗?他又不傻,但他要的就是这个:我镇住你们了。挟持胡亥,压服同僚,一时好似稳操胜券,冷不防便生不测,山东乱起,泱泱大秦,二世而亡。
萨达姆呢,他对百分之百选票的支持率究竟是不是真信,闹不清。不过,看来他是信以为真了,因此才那么目空一切,不可一世,骄横跋扈,轻举妄动。他被他的党徒和共和国卫队的假话骗了,他被举国一致誓死拥护的传媒以及替他画影塑像的匠人们骗了,他被全国投票人百分之百的虚情假意骗了。他在一片颂歌声中走向了灭亡。
不但全人类有普世的价值,人类中一小撮昏君、暴君也有他们不分国界的共同性格、共同思维模式,乃至共同命运。萨达姆没读过中国的“二十四史”(更不用说二十五史了),不是“殷鉴不远”,而是“殷鉴太远”。然而天造地设,他跟敝邦历史上有些皇帝太“神似”了:光说对小朝廷里也就是“体制内”的官员们,说真话敢进言的他恨,要干掉;不说话没表态的,他怀疑,也必除之而后快;剩下的就是他的所谓亲信,惟命是从,一心紧跟,只是到了大敌当前的危难时刻,忽然都不知所之了。
这些故事新闻,属于“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只供作茶余饭后的谈资。庙堂之上,谁是忠臣“文死谏”,谁是小人得志便猖狂,斧声烛影,喋血萧墙,对局外人来说,正是“干卿底事?”
真话即真心话,说给亲人朋友可信任的人。当然,在不正常的年代,这一点也难办到。不但是隔墙有耳,而且在所有从上到下的整肃中都要抓“知情人”,好从他们嘴里撬口供,有鉴于此,越是亲近的人,也许越不要说什么要紧的话,这才是保护他们也是自保之道。
这是在没有说真话的自由、反之说真话足以贾祸的年代熏陶出来的见识。
从普通人的角度看,在说真话的问题上的历史经验,集中到一点应该是:谁对你讲真话,你就对谁讲真话。这是不会错的。
而假话未必不可讲,自然是对那些欢迎讲假话的人,不许讲真话的人,还有不但恨真话和说真话的人,也对保持沉默的人不放心的人。那就对他们讲假话吧,不妨大讲特讲,讲得像真的才好。不论是程序假话,还是实质假话,他要什么给他什么。
或谓,这样说来,你是决心有条件地说真话,而大幅度地说假话了?
我以为,要说假话也不那么容易。在三五十年前时常需要炮制检讨材料的时候,许多久经考验的老同志已在字斟句酌地写假检讨,即用他们后来所说的“违心”之言蒙混过关,而我却是在真诚地做检讨。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我们又经过了既提倡说真话,又限制说真话,还不时批判说真话(如指出“真话不等于真理”)的阶段,徙倚真假之间,捉摸真假之辨,发现说真话固然有风险,而说假话实在太累,只适于春秋鼎盛的朋友们特别是驰骤于官场商场的健将去操作。
“白发渔樵江渚上”,乐观其成,这把年纪了,学也难。
(摘自《杂文选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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