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材】《雷雨》曹禺戏剧思想的美学内涵（人教）.doc

曹禺戏剧思想的美学内涵
曹禺被誉为“中国的莎士比亚”,他以《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等优秀剧作,奠定了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乃至文化史上的突出地位。一个剧作家的审美理想,表面看来是一个感性的世界,一个透过剧中形象与动机行动所表达的审美情境;实际上,透过戏剧的形象画面,蕴含着剧作家独特的理想憧憬和美学内涵。
除了创作了一系列优秀剧作之外,曹禺还写过《〈雷雨〉的写作》(1935)、《〈雷雨〉序》(1936)和《〈日出〉跋》(1936年)、《〈争强〉序》(1930)、《〈原野〉附记》(1937)、《关于话剧的写作问题》(1938)、《编剧术》(1940)、《关于“蜕变”二字》(1941)、《悲剧的精神》(1942)等一系列阐述其戏剧创作思想的文章,此间不但闪烁着人文主义的思想火花,而且显现了具有现代性特点的戏剧思想。
一、戏剧诗的发现与表现
1934年7月,《雷雨》发表于北京《文学季刊》第3期上,日本的两位学者武田泰淳和竹内好看过剧本后,兴奋莫名,旋即推荐给中国的留日学生,激起了他们的演出热情,促成了1935年4月《雷雨》在东京的公演。两位演出组织者杜宣和吴天,在戏剧排演前曾写信给曹禺,告知他,由于戏剧过长,他们的演出打算删去序幕和尾声。曹禺对此大不满意,这仿佛是砍伤了一个人的头皮和脚趾,他担心这样演会像一出社会问题剧,了无哲思和诗意,因此在复信即《〈雷雨〉的写作》中,申发出一番激昂的抗辩:“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这诗不一定是美丽的,但是必须给读诗的一个不断的新的感觉。这固然有些实际的东西在内,但决非一个社会问题剧。”(田本相刘一军主编:《曹禺全集》第5卷第10页,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如果我们考察曹禺此番言语的文化语境,考虑到“五四”以后一个时期中国剧坛“社会问题剧”的泛滥,就会发现,曹禺对戏剧诗的追求是对“只谈问题,不顾剧艺”的创作倾向的反拨。
在《〈雷雨〉序》中,曹禺说,“写《雷雨》是一种情感的迫切的需要”,“是一种情感的憧憬,一种无名恐惧的表征”,“是一种心情在作祟,一种感情的发酵”,“我并没有明显地意识着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什么”。这样的创作心态表明,曹禺是以狂放恣肆的想象与主观情感的宣泄作为戏剧的审美诉求,蒸腾为《雷雨》的氛围,孕育为人物的形象,交织成为不可解脱的情节和激荡的冲突。
在《日出》的创作中,曹禺说,在他心头最初涌动的是一首诗,就是陈白露几次吟唱的那首小诗:
“太阳出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当然不能把它看做是《日出》的主题,但却是曹禺对这部戏剧的诗意发现。类似于陈白露这类人的存在,注定是不能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中延续下去的,她们不是害人者,她们的生命曾经显示过美丽和纯净,但不合理的社会腐蚀了她们的灵魂,她们注定会成为那个旧世界的殉葬品。这是曹禺基于对现实生活的深刻认识,对这样一种人生及其命运的最本质的概括。《日出》对那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的黑暗、无耻、腐朽,做了最深刻的揭露;但是作者却不是在展示罪恶与黑暗,而是怀抱着希望,憧憬着光明,燃烧着理想去观察和描写这些人间的地狱和魔鬼。于是,他发现了陈白露的人性的诗意,翠喜品行的诗意,发现了黑暗中有着日出的曙光,绝望中有着人生的希望。因此,叶圣陶评论《日出》“其实也是诗”。
“戏剧诗”的概念由来已久,古希腊悲剧用韵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