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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辱不惊邓止戈
当年他在大礼堂给我们几百学员作大报告的场景,我的记忆已经依稀模糊了。唯有那次他回答我提问时的情景却至今未忘,他当时穿的是蓝色棉衣、棉裤,平易近人,就像一名普通干部。

在贵州的党政干部中,五六十岁以上的,几乎无人不知邓止戈之名,尤其在毕节、福泉一带,他的影响更大。如果要对他的一生作一评价,可以说这样一句话:宠辱不惊邓止戈,为国为民献一生。

兢业一生川黔之间闹革命
邓止戈又名邓国忠,四川省筠连县人,1906年12月生,解放前曾一度担任中共贵州省工委书记,当时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找到邓止戈、秦天真谈话,要他们回贵阳领导贵州的地下工作,邓止戈当书记,秦天真、黄大陆、李策三人为委员。
1938年3月至1940年4月,邓止戈、秦天真从延安来到贵阳后,省工委继续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进一步壮大抗日进步势力,明确党委和支部的领导和成员。
1939年的4月、9月,在晴隆县和贵阳近郊分别办了党员训练班。
1940年3月,邓止戈去重庆找中央南方局汇报请示,4月回到贵阳后因有些同志已暴露,便调整了领导班子,成立了邓止戈任书记的贵州临省工委,陈于丹、张述成、肖次瞻、杜守敦为委员。邓止戈把工作安排好后,撤回延安。1946年7月邓止戈被派到华东区工作。
1949年,邓止戈随军南下,解放大西南,任西南服务团四支队政委,四支队人员参加四川的解放,大多留在当地工作,邓止戈也留在了四川。
对于邓止戈在贵州的活动,如曾在平越(今福泉市)被捕、巧计脱险等事迹,不少媒体也已刊发过不少,但对他四川工作的情况却鲜有所闻,因笔者曾是他的学生,故略有耳闻。
重庆解放后,化龙桥办起了西南人民革命大学,校长是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由于房子不够用,便于离城1 3公里的小温泉成立分部,即俗称的第四部。我当时在西南区百货公司工作,领导比较信任我,1950年初冬将我调到该部学习。有一天休息日,我在校门口看到几个学校工作人员在换挂在门上的标语,把原来剪出的“反美援朝”四字改为“抗美援朝”。我不懂其意,恰巧邓止戈走过来,他当时任西南人民革命大学的教育长,是到四部来给学员们作报告的。我就问他:“教育长,把这‘反’字改成‘抗’字是何原因?”他看了我一眼,不假思索答道:“那反美援朝是一种鼓励口号,抗美援朝则是行动口号了。”我那时刚学过邓初民著的《政治学大纲》一书,迅即领会此意,就又问道:“那么是否我们要出兵了?”他笑而不答。不久,那“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豪迈歌声,就响彻全国了。

当年他在大礼堂给我们几百学员作大报告的场景,我的记忆已经依稀模糊了。唯有那次他回答我提问时的情景却至今未忘,他当时穿的是蓝色棉衣、棉裤,平易近人,就像一名普通干部。
西南人民革命大学撤销后,邓止戈同志先后担任过中央第七党校教育长、校长,该校设在重庆歇台子。1955年7月至1956年1月,第七党校举办过西南地区哲学师资培训班,抽调了云、贵、川的各单位80余理论教员去学习。我省绥阳县的宋科炳、省财政厅的常征、贵州省党校的胥明贤等4人也是学员。邓止戈同志给他们上政治经济学课。

宠辱不惊留得英名世间存
1956年秋,我考进西南政法学院,见到报上一条新闻,提到邓止戈同志担任中央第七党校校长,就想抽空去看他。但终因各种琐事未能如愿,只想等放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