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酒鬼.doc

圆明园酒鬼
日前几个圆明园老泡凑到一起闲聊,不由得忆起十年前的圆明园艺术村,一个朋友感慨道:“圆明园女画家不多,但女孩多。”大家深有同感地哈哈一笑。
跟许多一进到圆明园画家村就再没能走出去的女孩一样,我误打误撞地来到了圆明园,之后就再没有跟它脱了干系。本来是来闯北京的,本来是要朝九晚五地成为社会栋梁的,可是一到圆明园,就被它快乐的乌托邦气氛所吸引。于是,班也不上了,写字楼也不要了,开始打着要在北大进修的名义在圆明园租房子混日子。后来,索性连这个堂而皇之的借口也不要了,干脆就做了专职的圆明园家属。
我所隶属的部门叫“五匹画室”。所谓“五匹”,是指五个从贵州一起搭帮投奔圆明园的艺术青年。那时的他们热血喷涌,充满理想主义的豪迈热情,靠着在贵阳街头朗诵诗歌拍卖手稿攒够了来京的路费,像民工一样抗着行李卷,拎着锅碗瓢盆来到了他们心目中的艺术圣地。
1994年,圆明园已经很有名了,被称为画家村,而村长是伊灵。伊灵的爱好之一就是搞几十人的大场面,然后堆在椅子里一言不发地看着被他认作兄弟的牛鬼蛇神纵情声色,表情一片慈祥。大场面酒局是圆明园遗风。那时,若谁有朋友来访,一定不会忘了叫上几个水深火热的弟兄一起来蹭饭,吃独食儿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当然,请客的一定是外来的朋友,因为外来者基本上都是抱着访贫问苦的心态有备而来的。若是偶尔来了热爱艺术或者热爱艺术气氛的大款,那简直就是圆明园的节日,不管关系远近,大多闻风而动。然后喝得乱七八糟,尽兴而归,过后基本上都想不起请客人的名字。

福缘门那一小条街上有几家小馆子,比较著名的有老五的馆子和老四的馆子。后来诗人王强端来了贵州酸汤鱼后,他那里就成了画家的食堂兼酒吧。也不是谁都能随便出入那里的,没钱又混得不好的赤贫画家们经常眼巴巴地看着一大帮混得很积极的画家簇拥着老外、画商和评论家拥入那里推杯换盏高谈阔论。所以,能常去王强馆子做一回体面人,简直是像五匹这样的初出道者的最奢侈最美丽的梦想。
下馆子毕竟不是生活常态,最常态的生活是互相蹭饭。最初到圆明园时,我和一个香港女孩住在画家叶友隔壁。一到吃饭时间,长得跟大仙儿似的老何总会一脸肃穆地拎着瓶二锅头准时报到,然后大家就会七扭八歪地坐在叶友那满墙血淋淋的生殖器横断面前,津津有味地大吃大嚼。

我成了五匹家属后,我的家就成了五匹的食堂。那时没有工作,打着上学的名义蹭来的钱,除了交房租以外,每月只剩一百来块。要用这点钱养活五六个大小伙子,还真不是一般的精打细算就能应付得了的。为此,正值青春的我,在绞尽脑汁之后终于熬成了一个地道的农村家庭主妇。每天早晨骑着自行车到西苑早市上去逛,主要的目标就是一个一块五的鸡架子和两斤四毛钱一斤的豆芽,然后是两斤馒头,预算基本上控制在五元钱以内。起来那么早,但早饭基本上没吃过,因为圆明园的早晨是从中午开始的。我总是在大家还在熟睡的时候架上火炖上一大锅鸡架子汤,里面偶尔放些土豆片或者白菜。然后把豆芽用开水焯熟了,绊上一大盆凉菜。一到吃饭时间,不用叫,就都特自觉地拿着饭盆过来了。而且,总有人自觉地拎着瓶二锅头来。俗话说:无酒不成席。就因为顿顿有酒,还因为每每到饭点儿,总会有些流动人口不期而至,所以我们的馒头挂面的日子看起来总是一场没完没了的流水席。
时间一长就会觉得不耐烦了,于是脸色便开始难看起来。大家都很知趣,第二天便都不来蹭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