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敦煌临摹壁画的日子.doc

在敦煌临摹壁画的日子

“我那时候刚刚在重庆读完小学,去敦煌跟着父亲,看着大人敲钟进洞,敲钟出洞,只觉得好玩。我们住的院子里的梨树还在,我去的时候梨树还小呢,现在已经高大得要使劲往上看才能看到树顶了。”说这席话的是常沙娜,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前身)前院长,现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教授。从1943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开始,中间经过民国政府撤销的风波,一直到如今的敦煌研究院,在所有的敦煌艺术临摹画家,乃至工作人员当中,她要算最小的,她开始临摹敦煌壁画的时候才14岁。如今,她已白发苍苍,她的父亲就是当年刚刚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时担任所长的常书鸿先生。
比起拓摹敦煌壁画的张大千,常书鸿这个名字对于普通人而言要陌生得多,尽管坚守敦煌多年的常书鸿还有个称号“敦煌守护神”。他带领很多画家在敦煌对壁画做抢救性的临摹,曾经在他带领下的精兵强将很多,其中就有油画《开国大典》的作者董希文这样的名家,但最终能够回到艺坛、做出如董希文一般成就的人并不那么多。更多的人牺牲了自己成为艺术家的梦想,默默地在大漠里守护石窟,临摹壁画和彩塑。段文杰、霍熙亮、欧阳琳、李其琼、关友惠……还有更多默默无闻的“敦煌壁画临摹工作者”,他们的名字终于能在这次展览上出现,虽然只是在展品旁边小小一隅的说明牌上。年过古稀的李其琼和关友惠这次也来到了展览的现场,他们如今退休住在兰州,在北京看到自己用青春换来的临摹作品,不胜感慨和唏嘘。“可惜段文杰先生年事太高,已经
90多了,来不了北京。”关友惠不停惦念。还有很多当初怀着青春梦想奔赴敦煌、在研究和临摹中变老的老先生们,则已经告别了人世。

■敦煌的生活方式

在敦煌多年却川音未改的李其琼,谦虚地把自己称作“敦煌壁画临摹工作者”,她这样总结和她一样在敦煌临摹的画家们的愿望,“让更多的人们能够看到敦煌的美和伟大”。常沙娜还记得,1952年,李其琼刚刚从部队复原,就来到敦煌结婚。她的新婚丈夫是研究敦煌历史建筑的专家孙儒间,是她在重庆西南美术专科学校的同学。结婚没几天,李其琼就钻进了“洞子”,开始临摹,还曾经因为冬天点着炉子烤颜料,差点在“洞子”里煤气中毒。

她并非没有梦想,“我开始去的时候,动机很不纯,和奉献一点也不沾边。我在西南艺专学油画出身,后来参军一直做美术工作,去敦煌也是想成为张大千、董希文他们那样的大艺术家。其实我是抱着一种小偷的心态去的,想要从敦煌偷师学艺”。这个“小偷”是除了常书鸿之外临摹敦煌壁画最多的人,在敦煌的40多年,她临摹了120多平方米的壁画。现任敦煌美术研究所所长的侯黎明统计过,专业的临摹工作者一般最多“一年能够临三四平方米”。于是这看似普通的120平方米,就有了时间雕刻出的力量。
“刚刚去的时候,条件很差,不要说生宣熟宣,连最便宜的马利牌广告色都没有。”李其琼和常沙娜都经历过最艰苦的时候。敦煌的洞子里光线也很差,“有光线能照到的洞子,我们就尽量不点油灯、蜡烛,毕竟对壁画不好。怎么办呢,就是追着阳光画,光照不到的地方就用镜子反射,那时候我们也买不起多么大的镜子,还用过白纸来反光”,李其琼陷入了深深的回忆当中。“一手点着蜡烛或者擎着煤油灯,一手画画”对常沙娜和李其琼都是常事,对于个头小小而且彼时还未成年的常沙娜来说,洞窟里高高的墙上美丽的壁画更是体力的考验,需要她仰头看上半天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