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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谣的“返城高峰”
当民谣与城市紧紧相连,在音乐商业化浪潮的冲击下,坚守地域文化的阵地、坚持为生活发声,或许才是民谣书写城市的不竭生命力。
3月,新民谣代表人物钟立风推出了新改编的民谣单曲《武汉这些天一直在下雨》,就像前段时间走红的赵雷的《成都》,触及了一座城市的情感内核。
一波民谣的“返城高峰”,正在形成。
从东北的丢火车乐队、内蒙古的九宝,到新疆的楼兰盒子、青海的野狼、四川的声音玩具、西安的马飞,再到海南岛的伟大科学家、宝岛台湾的四分卫,似乎每一座有故事的城市,都已被民谣歌手“圈地”。
用民谣书写的城市乐章,散发着“一方水土一方人”的灵气,牢牢地抓住了听众情感的“归属地”。这让民谣不像一座城市的标签,倒更像是拴在标签上的那根线。由它串联起来城市的过往,连接着现实通往未来的路。
“高产”城市的特质
自媒体人王登科将30个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民谣歌手、乐队的
1500首歌曲中出现的城市进行了梳理,北京和上海是最受青睐的两座城市。
北京是现代文明与历史交融的复合体。这里既有赵雷在《北京的冬天》中“北京的冬天太冷/我没有足够的衣裳过冬/北京的冬天太冷/我找不到足够的食物/北京的冬天太冷/我如何温暖你我的爱人”的苦涩感受,也有钟立风《南锣鼓巷》里“一个风里奔跑着的孩子/在歌声里摇摆/黄昏的大街上/洒满了夕阳”的历史沉淀感。
上海则因其金融都市的海派文化,孕育了《再见文汇路》《上海三月》这样的浪漫气息浓郁的情怀作品。同样是兼具节奏快、压力大的现代生活与极其光鲜的城市历史,海派民谣里有阿肆《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中上海女孩繁忙生活里的感性心思,也有戴荃“这上海/无人来/往事已故此景谁还在”这样的老上海腔调。
从城市发展进程的角度来看,北京与上海能够得到民谣歌手的垂青,一方面是因为发达的音乐市场聚拢了更多的音乐人才,老城丰富的人文环境作为音乐创作的温床,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感情抒发的对象;另一方面,两座城市都有着不可否认的生存高压感。“文章憎命达”,坎坷的追梦之路让怀才不遇的音乐人平添了许多忧愁与慨叹,也放大了平凡生活中的幸福与感动。这些客观条件带来了民谣创作最可贵的独立精神。

赵雷让成都走红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将北京模式下的民谣创作风格,移花接木地挪用在了成都身上。赵雷身为一个北京“土著”,他的创作基因里写满了对北京复杂的爱与恨。成都的出现,不过是换用了一个本体,全国各地多版本改编《成都》的风潮印证了这一点。
地域文化成就“二线”城市
优秀的民谣歌手感知着一座城市多元的地域文化,由此描绘出民谣本身特有的地域性色彩。在北京、上海之外的许多城市和地区,还保留着极其深厚的地方曲艺文化。
来自西北地区的野孩子乐队,作品中融合了陕北信天游、宁夏青海的花儿、陕西的秦腔三种音乐形式,《黄河谣》是他们极具民间特色的代表作品,“唱响一支黄河谣/家里面下雪的时候/走出了家/走出了兰州/两脚还在雪里头”有着苍凉雄浑的情怀;成立于兰州的低苦艾乐队,作品紧紧围绕黄河边上的兰州城展开,代表作《兰州,兰州》描摹了“从此寂寞了的白塔后山今夜悄悄落雨/未东去的黄河水打上了刹那的涟漪”的文艺派西部城市的情结。

相当多的民谣作品诞生于兰州,所以有人赞叹:西北是中国民谣的根,兰州是西北民谣的魂。
发迹于黑龙江哈尔滨的二手玫瑰乐队,将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