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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百年探索与后新诗潮
郑敏
内容提要:本文把后新诗潮置于新诗近百年发展的纵轴里,并以欧美诗歌史作纵深背景,对后新诗潮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中肯、深入的揭示。指出当代新诗若要有健康长远的前途,就必须摆脱“崛起”心态,摆正和西方诗学的关系,并致力于挖掘中国诗学传统的精髓。
一、新诗在寻找自己。理解“后新诗潮”的出现与特点,还得从将近百年的新诗的发展与状况谈起。从胡适的“老鸦”,郭沫若的“女神”到如今中国新诗的近百年的旅途中,虽说新诗从无到有,已有了相当数量的积累和不少诗歌艺术的尝试,但总的说来,作为汉语诗歌,中国新诗仍处在寻找自己的阶段;寻找自己的诗歌人格,诗歌形象,诗歌的汉语特色。新诗已经告别了古典诗歌,走出古典汉语的家族,在不停的流浪中。它不希望自己与几千年的家族血缘有什么联系,更不希望在形体、五官上与家族成员有什么遗传上的相似。胡适曾将这类遗传联系比做“缠脚时代的血腥气”(见《尝试集》四版自序)。新诗已走出传统,它已完全背叛自己的汉诗大家族的诗歌语言与精神的约束,它奔向西方,接受西方的诗歌标准。回顾这近百年的新诗的足迹,我们发现它到过下列几个世界诗歌圣地:第一站是美国,那里它采集了美国意象主义;第二站是伦敦,它采集了浪漫主义;第三站是巴黎,它采集了象征主义;第四站是柏林,它采集了歌德、里尔克。至此,在短短约30年(1920—1950)内新诗匆匆走过西方19、20两世纪的主要流派: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意象主义。正当它打开现代主义的《荒原》时,战火和空袭打断了它的书斋思考,但在大学迁移中中国仍涌现了一批现代派诗人。50年代后新诗转向莫斯科取经,主要遵循革命英雄主义的信条,一直延续到70年代。十年动乱打断了诗歌的沈醉,带来怀疑、失落。80年代初改革开放,惊喜沐浴着整个文化战线,诗歌也不例外。几个年轻诗人在翻阅上半世纪的现代主义诗集时,发现了灰尘覆面,劫后余生的40年代的诗作,为之震惊,他们说:这些诗正是我们想写的(1),于是开始了自己的开垦。土地荒废已久,他们培育出一些稚嫩的新品种:朦胧诗,从此开始了诗界一场空前的论战,至今余震时有重返,震中是一个古已有之的诗歌理论问题:诗之难易与可读性问题(2)。80年代这场辩论所以如此具有震撼力,实是因为新诗自50年代至70年代处于封闭垄断、冷冻状态,走遍南北只见一种品种,即革命英雄主义,在文革期间演变成全民的战歌,是大跃进年代的全民民歌的姐妹篇。因此80年代破土而出的朦胧诗被惊呼为“崛起”。从此崛起的灵魂就游荡在新诗的上空。平心而论朦胧诗的崛起是一次心灵的苏醒和精神的抗争,因此突破了假、大、空的封锁,吐出新诗的新声。但如果将80年代朦胧诗及其追随者的诗作来与上半世纪已经产生的新诗各派大师的力作对比,就可以看出朦胧诗实是40年代中国新诗库存的种子在新的历史阶段的重播与收获,仍是以西方诗歌为原型的汉诗,从诗歌艺术上讲并没有多少崛起。这一点,如果不将80年代的新诗放在中国新诗发展的座标上来评价,是看不到的,对于一些孤立地考虑当代新诗的诗评家和青年诗人,这种评估的角度是十分重要的。由于没有重视朦胧诗之崛起与现代新诗的源由关系,80年代的“崛起”被夸大了,似乎是从天而降的崛起精神,并从此造成当代新诗的崛起情结,总是以“揭竿而起”的心态推动当代汉诗的发展,以至约五年一崛起,如某派诗人曾公开宣布:中国当代新诗每五年一换代,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