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庐山烟雨浙江潮全诗百年新诗“浙江潮”.docx

庐山烟雨浙江潮全诗百年新诗“浙江潮”
在百余年中国新诗当代化的进程中，浙江新诗人的“引领性”和“群体性”特征为世人瞩目。而这种“群体性”和“引领性”态势，先声夺人的气势和敏于世变的气质，源于一个深刻的传统根源，是浙江文化传统影响下的一个“内源性自觉”。南宋以降，中国的文化中心迁到了江南，一时间，浙江成为“财赋地”、“人文薮”。南宋创建的“浙东学派”开启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启蒙的先河；延至明、清，王阳明的哲学和黄宗羲的史学在抨击压抑人性的经学和理学的基础上，鼓吹民族民主思想，使浙江成为启蒙主义的策源地。启蒙思想的流传和承袭，直接影响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和文学界。在20世纪之初，汇聚成一股波澜壮阔的“浙江潮”。“浙江潮”推进浙江诗人冲出旧的营垒，走向新的世界。当然，浙江新诗人的这种内源性自觉，和浙江地域文化也有亲密关系。
　　在中国新诗当代化的坐标上，浙江新诗人居功至伟。从中国新诗发生学的角度分析，浙江新诗人是中国诗歌当代转型的促进者；从中国新诗发展史的角度考察，浙江新诗人是中国新诗当代化的推进力；从中国新诗影响论的角度讨论，浙江新诗人对整个新诗当代化的辐射力更是超乎平常。
　　一、“浙江潮”涌：浙江新诗人领衔中国新诗运动
　　20世纪初叶，整个中国处于历史大变革的关键时期，革新运动潮起潮涌，波澜壮阔。而当此之时，一本极具象征意义的文化刊物――浙江潮由浙江学人蒋百里、周作人等在日本创办发刊。浙江潮“发大声于海上”：“可爱哉，浙江潮，挟其万马飞跃、排山倒海之气力以日日刺激于吾国之脑，以发其雄心以养其气魄。20世纪之大风潮中，或亦有起陆龙蛇挟其气魄以奔入世界乎?”1“浙江潮”涌，标示着勇为人先的浙江人急欲以思想文化之力起区域而抗陆沉的强烈意愿。正是这种强烈意愿的支撑，浙江人打开了一个属于浙江的文学世纪。
　　中国新诗，孕育于“诗界革命”。“诗界革命”中的关键人物，被梁启超称为
　　“近世诗界三杰”之一的浙江学人夏曾佑和文坛泰斗章太炎、启蒙诗人蒋智由、秋瑾等人，面对如云翻卷的时代骇浪，掀起了一波声势浩大的革新诗潮。夏曾佑们不为古人所拘囿，主张“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或“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中国新诗，草创于五四白话新诗运动。茅盾曾说：“在白话诗方面尽了开路先锋的责任的，除了胡适之而外，有周作人、沈尹默、刘复、俞平伯、康白情诸位。”2在茅盾所列出的“开路先锋”里，周作人、沈尹默、俞平伯全部是浙江诗人。当胡适、陈独秀们打出了“白话诗”的旗帜以后，鲁迅、沈尹默、俞平伯、钱玄相同立刻对胡适鼎力声援，最终促成了“胡适体”的出现。在诗论方面，俞平伯1919年3月出版了她的白话诗三大条件，以“诗体大解放”为关键，提出白话诗的理论主张和艺术规范。周作人在对新诗创作作出考察后，主动认同和推崇“无须押韵的新体诗”，即自由体新诗，为新诗的体式变革奠定了基础。浙江新诗人以新诗理论的先导性和在新诗创作上锐进的态势快速成为五四白话新诗运动中出类拔萃的群体。在中国诗歌脱胎换骨、蜕变求新的转型时期，正是她们真正开启了中国新诗的大门。
　　“异军突起”的爱情诗是五四新文学中一道亮丽的风景，而“用心致志做情诗”的杭州“湖畔诗人”则把爱情诗的创作推向了高潮。在五四时代精神的感召下，湖畔诗人“以胜利者的姿态，藐视封建的道德礼教，无拘无束，自由放纵地唱起爱情之歌”。3在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汪静之们用心致志吟唱爱情的诗篇中，由真挚的情感，活泼的形式，灵动的技巧，单纯、清新、淳朴的诗美所组成的独特审美风格，标志着爱情的抒写模式实现了当代性转换，标志着爱情这个永恒的文学专题，在古老的诗国――中国经历了千百年的凝练以后，到了1920年代焕发了新的生机，情诗的文体意义实现了由传统向当代的转型。
　　五四白话新诗运动根本打破了旧诗的禁锢，完成了新诗的草创。但旧诗的秩序被打破以后，新诗面临的却是一个近于“无序的状态”、“无治的状态”。五四白话新诗暴露出来的形式粗陋、诗歌“散文化”、“诗不成为诗”等弊端；郭沫若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新诗中表现出来的情感的放纵和直露、形式“绝端的自由”等缺失到了新月诗人那里，受到了格外关注。在新月诗人中，徐志摩、陈梦家、孙大雨、邵洵美、方令孺等浙江诗大家自觉地意识到历史的要求，担负起规范新诗、重建诗体的历史使命。徐志摩是新月诗派新格律诗运动的主将，同时也是这一派的“盟主”。她不仅一直主持晨报副刊・诗镌、新月、诗刊杂志，自始至终全部是新格律诗运动这场被朱自清称为“新诗形式运动”的实际组织者和主持者。她鲜明地提出了新诗的“创格”论，并以其在诗歌中所作的“创格”试验，对新月派诗人和当初的诗坛，全部产生了主要影响。陈梦家是后期新月诗人中“一名健将和代表人物。”4在新月诗人开辟的格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