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记》的悲剧意蕴.doc

《琵琶记》的悲剧意蕴
     从《赵贞女》到《琵琶记》时代的变迁与主题的变换悲剧意蕴
     代表南戏艺术最高成就的剧目是元末高明所作的《琵琶记》。
     高明(1307?~1359),字则庆,号菜根道人。浙江瑞安人。自少即以博学著称,求学于理学家黄溍门下,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至正五年(1345)中进士,做过多任地方官。任职期间,颇有能声,也意欲有所作为。至正十一年(1351),从军南征方国珍起义,因与统帅论事不合,兼之目睹时政日非,在对现实生活失望的同时,感悟“功名为忧患之始”(元赵汸《东山存稿》卷二《送高则庆归永嘉序》),萌生了隐遁的念头。约在至正十六年(1356)之后,隐于浙东宁波的栎社,以词曲自娱,并创作了《琵琶记》。此外,据徐渭《南词叙录》,他还作有南戏《闵子骞单衣记》,今佚。诗文集《柔克斋集》共20卷,亦散佚,今存五十馀篇。
     《琵琶记》的前身是宋代戏文《赵贞女蔡二郎》。据记载,其情节大致写蔡二郎应举,考中了状元,他贪恋功名利禄,抛弃双亲和妻子,入赘相府。其妻赵贞女在饥荒之年,独力支撑门户,赡养公婆,竭尽孝道。公婆死后,她以罗裙包土,修筑坟茔,然后身背琵琶,上京寻夫。可是蔡二郎不仅不肯相认,竟还放马踩踹,致使神天震怒。最后,蔡二郎被暴雷轰死。
     宋代戏文所写的蔡二郎,亦称蔡中郎,也就是汉代著名文士蔡邕,字伯喈。戏中所写的情况,只是出于民间传说。陆游在《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一诗中说: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可见该故事流传之广。类似这种题材,在宋代说话、鼓词、诸宫调、杂剧等民间伎艺中,还有《王魁负桂英》、《陈叔文三负心》、《王宗道负心》等。这表明书生负心婚变现象在当时相当普遍,书生贪新弃旧、攀龙附凤的行为尤其受到市民阶层的关注。
     书生发迹变泰后负心弃妻的现象,与宋代科举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科举制度规定,不论门第出身,只要考试中式,即可为官。这为寒士发迹提供了一条捷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便是这种情况的写照。书生初入仕途,需要寻找靠山,权门豪贵也需要拉拢新进以扩充势力。联姻便成了他们利益结合的手段。而当书生攀上高枝,抛弃糟糠之妻时,便与原来的家庭以及市民阶层报恩的观念,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导致一幕幕家庭和道德的悲剧。市民大众厌恶书生这种薄倖的行为,不惜口诛笔伐,这就是宋代民间伎艺产生大量谴责婚变作品的原因。宋代婚变故事一般都把矛头指向书生,是因为当时他们不仅有着优渥的社会地位,而且作为知书达礼的道德传承者,肩负着社会的责任。地位和行为的反差,自然使他们成为人民大众特别是市民阶层谴责的主要目标。
     在元代,社会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书生的处境,从天上跌到地下。元代科举一度中断达七十馀年,终元之世,考试制度时兴时辍。这使许多士人失去进身之阶,社会地位急遽下降,以至出现“九儒十丐”的说法。与此相联系,谴责书生负心婚变的悲剧作品,逐渐失去了现实的针对性。地位低下的书生,反成了同情的对象。所以元代戏曲里的书生形象,或是平庸怯懦,或是迂阔拘谨,尽管多半缺乏光彩,但很少作为被鞭挞的对象。到元代后期,人们对地位得不到改善的书生愈加怜惜,正面歌颂书生志诚的作品渐渐成为戏曲的主流。高明的《琵琶记》,以同情宽恕的态度,刻划蔡伯喈的形象,正体现了当时的社会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