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的悲剧意蕴.doc.doc

《史记》中的悲剧意蕴摘要:士人命运的悲剧性是《史记》悲剧意蕴所在。士人命运的悲剧具有二重性,具体展现为三种形式:一种表现为士人自觉的臣服于客观环境,在名利的追求中丧失了人之为人的主体人格;一部分士人在客观环境和主体人格两者之间追求一种调和的存在,明哲保身;另一部分士人在客观环境的束缚中追求主体人格的独立存在和价值的不朽。他们共同表现为以君主意志和客观权势为主要内容的环境对人的主体意志的摧残。士人命运的悲剧二重性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人追求自我发展的无限性与客观历史发展进程的悲剧性冲突。关键词:司马迁;主体人格;悲剧二重性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738(2013)02-0060-05探讨《史记》的悲剧意蕴和士人士人的概念详见余英时的《士与中》的悲剧人物符合士人精神的内涵和外延,在此用士人代指《史记》中的悲剧人物。命运的悲剧二重性,须探讨司马迁的身世命运。刘熙载在《艺概》中曰:“学《离骚》得其情者为太史公”。鲁迅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中渗透着作者悲愤之情,司马迁命运悲剧之感和悲愤之情的抒发,必然渗透在对历史的深沉思考和理性批判中。司马迁受宫刑不死,发愤著书,以求生命和价值的不朽。宫刑对其身心都是极大的折磨,“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1]205“在这场事件中,他对专制君主无可理喻的权利、对人生在根本上为外力所压迫的处境,有了新的认识。”[1]205司马迁对现实有更清醒的认识,正如司马迁受宫刑之前“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卫之中。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2]2729司马迁正道直言,忠心为国,却落得身残处诟。司马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有了新的认识。司马迁若“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2]2732,其冤屈得不到昭雪,其人生价值得不到实现。故著史以自现以求价值和生命的不朽。故曰:“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2]2733司马迁受奇耻大辱,故欲抒己之愤懑之情;生死的抉择和人生的巨大挫折,使他更加珍惜生命的价值,内在的激发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自己的本质要求。司马迁在先贤身上找到了心灵寄托和前进的动力: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2]2735。他们有一种不屈服于命运的精神。但是客观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总是使他们沉浸在失败和困顿中。失败和困顿激发人自觉追求生命和价值实现的抗争精神,故著书以求生命和价值的不朽。中国士人以道自任,以天下为己任,现实的遭遇使他们空有抱负而不得施展,转向立言以追求生命的不朽。这就是中国士人命运的悲剧二重性。他们一方面不屈不挠的追求生命和价值的实现和不朽,但是客观环境总是使他们处于失败和困顿中。人与客观环境的斗争过程中,人的认识和实践能力不断提高;人类从神的崇拜和礼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认识到人的伟大——人的独立意志和主观能动性。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意志和智慧去改造客观环境,一方面在现实世界中建立自己的功业,另一方面坚信人的理性,不屈服于外在的权威,自觉的维护人的主体人格。人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推动了客观历史发展;但是客观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一方面推动了人的发展和人类事业的进步,另一方面客观历史发展进程要求个人的发展服从整个人类事业的发展。人要求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但是客观历史发展,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不能满足人的要求。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是士人命运的悲剧二重性的根源。这种深层的矛盾在司马迁身上表现的尤为明显。司马迁把这种精神贯注到《史记》的创作中。司马迁笔下的人物大都具有一种英雄色彩,并且绝大多数都具有一种悲剧色彩。士人不屈服于客观环境,要求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自我,当这一愿望无法满足时,一部分士人自觉的臣服于客观环境,在名利的追求中丧失了人之为人的主体人格;一部分士人在主体人格和客观环境中追求一种调和的存在,明哲保身;另一部分士人在客观环境的束缚中追求主体人格的独立存在和价值的不朽。他们共同表现为以君主意志和客观权势为主要内容的客观环境对人的主体意志的摧残。故《史记》中悲剧英雄人物可以分为三类:(一)第一类以叔孙通,李斯,公孙弘为代表。叔孙通“而目将荧之,而色将平之,口将营之,容将形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