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恒甫中肯评价.docx

对邹恒甫中肯的评价
在与张维迎起争执之前,邹恒甫的社会知名度并不是很高,有人说他是华人经济学家中最低调的一个,媒体大多吃过他的闭门羹。但也在彼时,他在学术界已声名鹊起,经济学圈子里,虽然他年纪不过46岁,但已经有“谈笑间,点评江山”的意味,这些得益于他早年留学哈佛,成为新中国在哈佛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人,由此可以对国内许多知名经济学者直呼“学弟”。
或许因为他以15岁的弱冠之年进入武汉大学,成为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20岁又远渡重洋前往美国求学,奔波于各个学院仰拜世界一流的名师;因此他不屑于社会的人情世故。在人们眼里,这是个“为人张狂”的书呆子。
他是一个解构主义者,热衷于从数理推导来消解强权的基础;他性格张扬,嘻笑怒骂,爱用“好玩”来下结论。但他并不总是全身带刺,对于老百姓,他自称是“中国穷苦百姓的走狗”,对于母校武汉大学,他说自己是“癞皮狗”。
新中国第一位哈佛经济学博士
在经济会议上,邹恒甫的标签是:“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而媒体在报道他时,总会强调:新中国第一位哈佛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世界银行第一个中国高级经济学家。
“人生是非常偶然的安排,我考上武大,留学哈佛,包括到世界银行工作都是一种偶然”,对于他传奇的学术身份,邹恒甫说得非常淡然。他也直言自己并不是从小就成绩骄人:“我的中学不是华容一中,而是五中,一个阶段的高分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只有自尊心才是做事业最重要的动力”。
尽管他对自己的求学过程讲得平淡,但武汉大学时任校长刘道玉却有不同的说法。
“当时是教育部批准他到威斯康星大学留学,”刘道玉先生说。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国逐步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在与西方国家中断了30多年关系后,我国开始向西方国家派出公费留学生,武汉大学是教育部选定的学校之一。当时包括好几所大学都向他发出了录取书。但因为留学概念新起,邹并未来得及考GRE、TOEFL,威斯康星大学录取他时只是作为硕士留学生,但美国哈佛、斯坦福大学却因为邹恒甫的优异表现而破格愿意其读取博士。
当年武汉大学经济系主任吴纪先教授一再打电话请求刘道玉先生去教育部通融。“邹恒甫是我遇到的最好的学生,也是我系自解放后培养的最优秀的学生”,吴纪先说“不能埋没人才”,其时甚至以“辞去系主任”作“要挟”。因为早年留学哈佛并于1947年获得哈佛经济学博士的吴先生深知高起点对于一个人才的重要性。
刘道玉由此几经周折,辗转通过熟人,向当时的教育部长来为邹恒甫的留学据理力争,使得这位新中国的第一名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得以“成行”。
“他人很聪明,同时又很用功,在上大学的时候,经常会去听文、史、哲的课。涉猎广泛”,刘道玉先生回忆邹恒甫在武大上课时的情景说。
在哈佛大学,邹恒甫没有辜负吴老师和刘道玉校长,他继续武大时游学的习惯,在各个学院间选课修习,并且能够顺利攻克语言关。
至目前为止,邹恒甫在国外主要杂志上发表60多篇有影响力的论文,“根据2000年国内文献情报中心的SSC I检索结果,仅仅由于邹恒甫教授一个人所发表文章,就把武大在中国这一领域的排名从第十几位上升为第三位”。
而对于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推动力,林毅夫对邹恒甫的评价是:“他在中国现代经济学的教研发展中做出了巨大贡献,邹教授为中国经济学教育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