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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父亲任弼时
任弼时(1904-1950),原名任培国,湖南湘阴(今属汨罗市)人,1920年8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弼时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组织家。任弼时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兢兢业业,奉献了毕生的精力,是全党学习的楷模。周恩来号召纪念、学习任弼时“奋斗不止、至死不息的自我牺牲精神”,“顽强对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坚持原则、服从真理的布尔什维克精神”。叶剑英说:“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
2014年4月30日是任弼时同志诞辰110周年。笔者怀着敬意之情采访了任弼时的女儿任远芳,她以一个亲人的角度,为我们展示了任弼时那传奇、不凡的一生。
他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党内的母亲”
任远芳说,父亲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始终坚定地维护党的团结,反对搞“路线斗争”,从不偏听偏信各种言论,坚决抵制错误。因而在危机时刻,坚持原则的父亲挽救和保护了许多革命同志免遭迫害,甚至是被杀害。在处理党内问题上,他也能够做到周到细致,关心保护干部,情系民众疾苦,为人和蔼可亲,随和大度,很多同志遇到问题都愿意来找他解决,还亲切地称他为
“党内的母亲”。
1933年1月,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根据地后,进一步推行其错误政策,以“否定过去,打倒一切”的手法,在党内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先在福建批“罗明路线”,接着在江西整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父亲当时虽然也不得不执行这一政策,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他仍坚持自己的看法,强调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从不推波助澜、盲听附和。例如,当时在敌后万(安)泰(和)边境地区负责青年工作的张爱萍同志(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部长等职)曾被一名“AB团”分子诬陷为“AB团”总部负责人。当时的某位领导决意要逮捕张爱萍,并把材料上报到了父亲那里。父亲不相信这些材料,因为他了解张爱萍。张爱萍在上海做过秘密工作,曾几次被捕入狱,受尽折磨,但都没有放弃信仰。后来(张爱萍)又到红军工作,负过伤,从没有怨言。这不是一个“AB团”分子能做到的。因此,父亲提出对于这样的重大案件,“不应只凭口供,应该从他此一时期的工作检查中来找根据”。他要顾作霖去万泰地区进行调查。经过详细的调查了解,结果证明父亲的判断是正确的。张爱萍因此没有成为冤案的受害者。这件事情后,父亲深受启发,为了防止今后肃反扩大化,他在组织部门的会议上明确提出:“以后肃反,不能重口供,要重调查!”尤其“不得随意乱抓人,乱杀人,要建立严格的审批制度。”这一言论无疑是对当时的“左”倾政策的抵制,不久,临时中央认为父亲“贯彻政策不力”,将他排挤出苏区中央局的领导集体。后来,又免去了他中央局组织部长的职务,派他去湘赣边区担任省委书记。
父亲到达湘赣边区省委所在地禾川镇以后,仍然没有放弃原则,继续同执行“左”倾错误政策的一些领导人作斗争,将党的许多好同志,从肃反扩大化的迫害下及时解救出来。当时,边区省委在代理书记陈洪时(湘赣红军长征后叛变)、副书记刘士杰(长征中叛变)的把持下,利用改组省委的机会,打击和迫害原省委书记王首道、原省苏维埃主席袁德生、原省军区总指挥张启龙等许多重要领导干部。父亲到时,袁德生已被杀害;王首道被攻击为“不可救药的官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多次进行大会斗争,已撤销了一切职务;张启龙被攻击为“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两个月后将被枪决。父亲反对这种乱抓乱杀的做法。在他主持的省委会议上,他强调指出:在肃反中不能随便抓人,更不能乱杀人。抓人杀人,都要有确凿的证据,杀人必须经过省委的批准。根据他的意见,省委作出了相应的决定,并成立了裁判部。他还坚决抵制了陈、刘两人提出要在军队中肃反的意见。(在父亲的主持下),经过实际调查,张启龙的情况搞清了,从保卫局释放出来;被陈、刘诬陷的张子意也获得自由;曾一度受排斥的张平化、王恩茂、曾涤等领导干部也不再受迫害,被恢复了工作。多年后,许多被解救出来的同志在回忆这段往事时,都怀着十分感激的心情说:“我们都是幸存者,是任弼时同志救了我们!”
在长征途中,父亲同张国焘的错误领导进行坚决斗争,对被张国焘关押隔离迫害的干部,他不怕受牵连,尽自己的全力把他们解救出来。廖承志曾回忆说:
“那时我是张国焘的犯人之一。和我一起坐张国焘的牢的同志,还有罗世文、朱光、徐一新等同志。我们是被分开了的,我则被押解着跟着队伍向沪霍前进,谁也不敢和我打一个招呼。我也不愿意和任何人打招呼,因为一打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