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国殃民的告缗令(下).doc

祸国殃民的告缗令(下)

汉武帝推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一意识形态的政策,但“告缗令”的颁布表明汉武帝不是缺乏对儒家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的全面了解,就是根本置之不理。二
比较一下“通缉令”和”告缗令”之异同,我们也许会得到一些启示。
第一,“通缉令”和“告缗令”都是国家发布的,代表国家意志,具有法律效应。但是,两者存在原则区别。重大在逃罪犯一旦被捕,“通缉令”就自动撤销,一切都归于风平浪静。“告缗令”则异于是。“告缗令”结束之日,正是商业贸易流通彻底凋敝之时。事实上不待“告缗令”结束,从“告缗令”启始之日起,恐怖的气象笼罩四野,一片肃杀声中整个中产阶级、商人集团望风披靡,正常的商业活动已经不可能。“告缗令”窒息了汉帝国的正气,摧毁了汉初几十年渐渐恢复的经济活力;它的后遗症之一,是汉帝国的衰亡。100年后王莽篡权就是汉王朝走投无路的产物,时代危机呼唤改弦易辙。当时民间普遍出现的拥戴王莽的呼声,折射出来的正是对黯淡现实的普遍不满与绝望。
第二,“通缉令”以重金悬赏为诱饵,这种洞悉人心的策略从古至今都是有效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重赏是有条件的,以能否提供准确的情报,能否为破案提供可靠的依据为准。因此,能够得到重奖者只在一人与数人之间,倘若罪犯自投罗网,悬赏从结果看只是一句空话。与“通缉令”只是针对一两个罪犯不同,“告缗令”针对的是整个商人为主体的中产阶级,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一瞬间成为国家打击的目标,全体商人的私人财产一瞬间成为瓜分的对象,恐惧与肆虐交织在一起的混乱局面绝对是触目惊心的。除了受害商人集团的绝望之外,任何人都看到了希望。暴力与诱惑的联姻,实现了全社会层面上的财富重新分割。一个检举者获得被检举者一半的财产,汉武帝却获得所有被检举者的一半财产,汉武帝成为最大的赢家。更可怕的是:“告缗令”为人们突破道德底线提供了通道,巨大的利益诱惑和强有力的外部支持,导致告密成风,让原本不光彩的偷偷摸摸的行为公开化、合法化,为一切不逞之徒的假公济私、见利忘义、乘火打劫提供了冠冕堂皇的借口,致使一向本分、怯弱的人此时此刻都可能跃跃欲试,共同为去道德化推波助澜。于是,人心大坏、民风败恶,千百年历史过程演化出来的道德意识毁于一旦。

第三,“通缉令”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可能影响社会秩序和人们的正常生活,交通要道的封锁,更为严格的身份检查可能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不便,可能让人们产生程度不同的紧张感,但这种影响只是局部的、随机的,严格说它的负面效应的辐射范围相当有限,人们照例可以自行其是。而“告缗令”导致的是社会震荡,和因社会震荡导致的社会分裂。汉武帝极不公正地把穷兵黩武的恶果转嫁在商人头上,挑起本来相安无事的人们彼此结仇,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结仇,一群人与另一群人结仇。破产的商人集团同时面对两个敌人:一是以汉武帝为代表的统治集团,一是告密者、揭发者、检举者。仇恨布满在社会有机体上,盘根错节,一个好端端的民间社会就因“告
?令”而四分五裂,罪魁祸首是汉武帝。没收商人财产以充盈国库,其代价是整个工商业的全面萎缩,是国计民生的全盘溃崩,利与害的倒置满足了汉武帝的虚荣心和权力欲,却证明了他的目光短浅。汉武帝的盲点与他的气质、智力和视野有关,但至高无上的权力表面上可以掩盖这一切。汉武帝高高在上,他未必愿意倒行逆施。但一个恼羞成怒的独裁者他纵然知道自己在倒行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