㈣、《左传》之思想
《左传》所写霸主间的战争,使春秋初年百十个小国,合并成少数大国,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奠定了基础;争霸战争也不同程度的打击和消弱了奴隶主贵族集团的力量,为封建制的产生清除了障碍,有助于新势力的发展。《左传》作者能客观地反映和评价王霸之业绩,并以同情的态度记述历史新旧势力的递邅与变革,说明他很明白春秋时代的“时势之所趋”。
另外一个进步的思想,就是《左传》记述春秋时期人民的反抗和重民的思想。《左传》记述奴隶、平民反抗奴隶主贵族之事件比比皆是,而且写出了每一事件发生的因果关系。简言之,即“官逼民反”和奴隶主贵族的“咎由自取”。《僖公十六年》记载,郑民不堪重负,于是有人夜里“登丘而呼”,说齐国要攻打进来了,结果做工的劳役们四散逃跑。这也是一种自我解脱。《襄公二十三年》,陈国筑城,“版坠而杀人”,由于无辜惨遭杀害,而被迫起来反抗,相互传令,杀死了两个役夫长。这比上一种的自我解脱要更进一步。《哀公十七年》,卫国工匠久役不得休息,因而怨恨庄公,在石圃的鼓励下攻击庄公。庄公仓皇出逃,摔断了腿,最后投奔戎州已氏家,并被已氏杀害。这里已经不像陈国役人之杀其长吏,而是攻杀了卫君。事实说明,奴隶主贵族对奴隶的压迫加深了,从而奴隶的反抗也日趋高涨。于是统治者从惨痛的教训中认识到殷商时期那种唯天命、鬼神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已经不灵了,在“天”与“人”的关系上,越来越看到人的社会作用,看到人是自然和社会中最重要的因素。这是人们当时思想观念上的一大变化。《桓公六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即神依民而行,把人的地位置于天神之上。“祸福无门,唯人所召”,即祸福同门,乃人所自招致之。这些记载与殷商时期那种把一切咎祸都归之于天命的观念完全不同,天命鬼神的作用实际上被否定了。人的地位提高了,相应的在“君”与“民”的关系上,民的地位也提高了。当时不少有识之士把得民或失民作为取国或灭国的重要条件。《昭公十三年》:“取国有五难:有宠而无人,一也;有人而无主,二也;有主而无谋,三也。有谋而无民,四也;有民而无德,五也。”把民众之归附看作是取国的条件之一。“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抚慰人民或卑视人民关乎国家之命运。“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兴焉”。提出立君所以利民,有利于民即有利于君。这些见解和措施,说明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都设法争取民众。尽管他们的出发点不是为了民众,但这些做法确实缓解了人民的痛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人民的拥护。
这些重民和以民为本的思想是对西周初年形成的“敬天保民”思想的发展。根据以前的历史经验,国家要长治久安,必须使惠于民。不仅保民,还要重民,这是当时政治思想上的一大变化,一个飞跃。
㈤、《左传》之写法和文笔
不仅是我国最早最完备的编年史,而且是一部文学成就很高的散文著作。《左传》的叙事,往往很注重完整的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按照事件顺序交待事件发生、发展和结果全过程。通过对事件过程的生动叙述,人物言行举止的展开描写,来体现其道德评价。其最突出的成就在描写战争。下面我们就来一起学习一篇文章,体会一下《左传》的写作特点。
《秦晋殽之战》:冬,晋文公卒。庚辰,将殡于曲沃,出绛(jiàng 春秋晋国旧都。在今山西省翼城县东南。晋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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