蕉城民俗大家谈：承载千年文化的基因——宁德方言.doc

蕉城民俗大家谈:承载千年文化的基因——宁德方言近日,本乡部分文化人,编辑一本《蕉城方言荟萃》。内容十分丰富,读来妙趣横生,由此引起不少联想。今就所读方言著作之体会,以及对乡音的一些感觉、看法,写来与乡亲们共同斟酌。一、十里不同腔,十年不同音——变化中的宁德方言四五十岁以下的宁德人,多半从小受双语教育长大,能熟练使用两种甚至三种互相不能交流的语言。这在五六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那个时候,外地人进入乡村与民众交流,还要有翻译。随着社会交往的扩大,宁德人①与外部世界交流越来越多。即便在穷乡僻壤,操普通话交流也没有什么问题的。完全听不懂北方话的人,已很少数。在城区,普通话的普及程度更高。大体上是这么几种情况:从家庭内部来说,二十至三十岁的年青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交流,基本上以普通话为主;二十岁来岁下以的青年与其父母之间的交流,城区以普通话为主,农村以方言为主;同辈年青人之间的交流,城区亦以普通话为主,在乡村普通话也占很大成份。有趣的是,年青人经常使用一种方言与普通话混合的语言。在社会交流方面,不同行业之间方言与普通话的使用范围、频度也是不一样的。较大规模的服务网点的从业人员,基本操普通话;公务员、事业单位从业人员的公务活动、与服务对象交流,基本操普通话。有趣的是,在世俗生活如婚丧喜庆的场合,凡属发布公共信息——如婚礼主持用语——用普通话,而亲友之间的交流,则大部分用方言。这种状态,几乎只在不到四十年内的时间形成。其原因相当简单,就是普通话的的社会交际功能的影响以及移民对宁德当地方言的冲击。语言是有生命的,宁德人的双语状态在变化与动荡中。宁德话的基本腔调,专家认为,早于唐末,就基本形成②。宁德建县于后唐,公元933年,至今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宁德曾于宋代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划出西北区域关隶镇为现在的政和,于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分出周宁③。作为一个地理的概念,宁德的区域范围基本稳定,作为一个文化的概念,有特定的方言,特有的民间传说、谚语等内容及民众的乡土观念。这些也有很长的历史。明、清及民国时期,宁德人能说北方话的人一定很少。现在的普通话,是在北京话的基础上形成的。而北京话,据说也只是明中期及满人入关之后才定型的。当时的官话,更多地接近于吴语,即现在长江下游一带的语言。现在我们难以想象宁德宋代状元余复在开封时,操何腔调与皇帝对话;难以想象林聪在北京时,用何腔调为宦四十载。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古时官员遵行规避制,来宁德当官为吏的,皆家住千里百里以外,不属于福州方语区。如宋时绍兴人陆游、明时广东人林时芳、清时河南人汪大润等等。可以肯定,他们与宁德当地人的交流是通畅的,他们说“官话”,或努力学习当地方言。他们可能与一部分能听懂官话的——————————————— 1,鉴于叙述语言问题的方便,本文中的“宁德”、“宁德人”,专指千年以来具有固定地域的宁德县及人群。 2,见《福建方言》25页。作者李如龙。 3,见《宁德县志。大事记1994年版》。近年宁德改称“蕉城区”,属特例,暂不作为一个地理概念使用。乡绅交流,再或者,县衙门中的吏,本身就起着翻译的作用。这种情况直到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初,仍然没有根本的改变。近代的宁德民众,对学习普通话有着很大的热情。早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宁德有一部分青年操着尚保留浓浓宁德腔的“国语”,四处炫耀。被乡亲称为“假沙”①,假的沙县。但无论如何,这正是全国通用语言进入民众阶层的开始。新式教育的发展,对普通话的普及,也到了重要的作用。民国时期三十余年,宁德从民国初国两所县立高等小学开始发展,到四十年代末,已有省立中学一所,六年制国民小学12所,四年制国民小学31所②。彼时中学生,已能熟练使用国语。因而当北方干部大批南下到达宁德乡村开展土改、剿匪时,通过翻译,开展工作已经没有什么特别的困难了。这些北方干部,被宁德民众称为“两个声”,意为不同之音。然而,不同之音并非只是北方语言,江浙、闽南、莆仙、广东甚至还有外国的语言,也在百年来的近代史上,陆续进入宁德,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和改动了宁德方言。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之后,外来人口大量进入宁德城关,对宁德的方言有了很大的冲击。操宁德方言的标准音———蕉城音的人,在五十年前,不过两万余人。出城数里,到漳湾金涵一带,语音就有变化了。近年城市急剧膨胀,移民使城区人口增加了数倍,操纯正蕉城音③的人,在城区内,已是“少数份子”了。与福州等规模巨大文化影响大的城市不同,宁德没有一个被语言学家称之为“向心型”的中心,方言的变化,是相当明显的。相对于普通话来说,宁德话可称之为一种“复杂”的语言。汉语字音,由声母、韵母、声调组成。现代汉语声母二十一,韵母三十,声调四声。宁德话声母少,为十五个,其中还包括了直接以韵母为头的零声母,然而韵母却有七十八个之多。并且,声调有七个。除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