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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文官集团的成长史    吴龙辉    古代文士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计划成为开天辟地的君主,但却希望成为国家政权的实际操纵者。这一点从孔子开始就已成为Z国文士的特点。从《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两部最典型地反映Z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小说中不难看出:吴用和诸葛亮分别是梁山政权和蜀汉政权的灵魂,但二人均自居于军师之位,要得到一个“非文士”作主子并甘心为之效劳;而作为主子的宋江和刘备又必须具备一种特性,那就是对军师言听计从而又勇于承担一切责任。这两部小说都完成于元明之际,反映的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士理想中的君臣关系。    明代文士阶层在明初二祖统治时期,一直受到君主的压制,文士理想中的君臣关系根本不可能出现。但渴望实际操纵国家政权的文士一直没有放弃这个愿望。于是,与明初二祖推行的使知识阶层工具化的战略针锋相对,明代文士从一开始便在为本阶层的群体人格独立而努力。从政治角度而言,这种努力主要表现为作为权力源泉的文官集团的成长。    在明初二祖特别是太祖皇帝朱元璋统治时期,文士们慑于政治恐怖之威力,多有不乐出仕者。但一个强大帝国的统治需要大批文官来维持。因此,文官队伍在明初便已相当庞大。洪武十三年,发生丞相胡惟庸案事,株连15000余人,穷究而死者30000余人,并由此废除了丞相制度,集权力于皇帝一身,皇帝成了自己的丞相,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这是朱元璋限制和打击文官集团的一个重大举措。这个事件表面上似乎反映了朱元璋残暴多疑的性格,但背后所体现的则是文官权力的扩张对皇帝构成的威胁。有的文献提出胡惟庸G结日本阴谋篡权,这未必可信,但胡惟庸企图驾空皇帝、自作主张的想法恐怕存在。而当时其他文官队伍对胡惟庸多少有支持的成份,他们希望皇帝与臣僚之间有丞相这一百官冢宰存在,以缓冲皇帝与百官的矛盾。朱元璋之所以胆敢采取这样大胆的诛戮政策并获得了成功,原因在于他是明王朝的开国之君,明初文官都由他所选拔和控制。朱棣虽然不是明王朝的建立者,但他同样是通过夺取政权而登上皇位。在他进行夺权斗争前后,他对文官集团进行了很大的调整。也可以说,他重新建立了一支文官队伍。因此,他同样可以完全控制他手下的文官集团。    在明初二祖之后的其他君主,就不可能做到这样了。他们的上台,纯粹是继文守业的结果。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生活阅历,以及古代严格的皇帝制度,使他们在即位之前没有接近政权的机会,甚至不可能有任何管理方面的经验。因此,当老皇帝一旦驾崩之时,新皇帝即位完全依靠别人的支持。而支持者中最有力量的便是文官中的元老重臣。在即位之后,同样由于经验的缺乏,新皇帝对于如何统治庞大的帝国难免手足无措,不得不依赖于广大的文官集团。因此,当明初二祖成为历史之日,也便是明代文官集团开始成长之时。    其实,在明初二祖之间,当建文帝在位的时候,文官就有一次成为权力源泉的机会。建文帝为朱元璋嫡长孙,其父朱标在作皇太子的时候就已先朱元璋而去世。建文帝依靠宗法制而成为朱元璋的接班人,但他在即位之前所接触的只有几位东宫学士。所以,他上台之后,首先所依靠的必然是这些人。建文帝将他的三位儒家师傅黄子澄、齐泰和方孝孺引为心腹,让他们执掌国家大权。这三人都是受人尊敬的儒学家者,对政治满怀儒家式的理想。他们在皇帝的信任下实际地管理着政F,发起了一些政治上和制度上的改革。这种改革有一些具体内容,但本质上都在背离朱元璋的安排。被朱元璋所裁撤的中书省和其他一些中央机关的职能被部分地恢复,文职行政功能大为加强。也即是说,权力实际由文官所操纵,皇帝被要求只扮演道德领袖和仲裁者。    建文时期的文官扩张因永乐帝篡权成功而暂时中断,但文官职能逐渐加强的趋势并未停止。永乐帝在保留朱元璋基本行政结构的同时,也开始了新的改革。他组建了新的内阁,使之成为联系皇帝和官员的桥梁而在内廷发挥作用。内阁学士虽然品级不高,仅为正五品,但享有很大的权势,变成了官僚政体的主宰,并且作为文官政F中的主要执行机构来进行工作。    到永乐皇帝去世之后,内阁学士的地位进一步提高。继永乐而即位的洪熙皇帝,登极不到一年就死了。他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将文渊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黄淮等进秩,并进杨荣为工部尚书,从此入文渊阁者都相继进尚书秩。这样一来,正五品的大学士兼有正二品的尚书衔(后来又进正一品),具备了符合执政大臣的品级。于是,首席大学士即所谓首辅实际上具备丞相的职能,只是没有丞相的名义而已。继洪熙而即位的宣德皇帝27岁登极,逾10年而死。这其间内阁人事基本没有变动,只增加了一位杨溥。英宗9岁即位,有人请太皇太后张氏(洪熙后)听政。张氏不答应,一切政事均送内阁,交杨士奇等议决。可见,到继体守成之君的时代,由内阁学士所组成的文官权力核心实际上掌握着国家大事的决议权。与此相应,各级文官政F也日益成熟。中央各部门都形成了各自的权力职责和权力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