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30年代小说(四.ppt

第十二章30年代的小说(四)沈从文一、沈从文的创作道路与“京派”文学沈从文(1902——1988、5、10),湖南省凤凰县(今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原名沈岳焕,青年时代从军时改名沈从文,笔名有休芸芸、甲辰、从文等。沈从文出生在当地一个颇有名望的行伍世家。他祖父、父亲都曾是军人,祖母是苗族,他身上有苗族血统。沈从文六岁进私塾,接受启蒙教育。15岁(1917年8月)以预备兵的名义入伍,改名沈从文。此后5年多的时间里,他随军队辗转于湘、川、黔三省边境以及长达千里的沅水流域,经历了“不易设想的痛苦”和“怕人的生活”,“认识了些旧中国一小角隅好坏人事”,以及许多奇特古怪的人生,积累了宝贵的人生经验。应该说,这段生活对沈从文的创作至关重要。他见惯了边地的征战和剿杀,见惯了底层人民的艰辛与欢愉,对封建势力压迫下苦苦挣扎的底层人民开始有了深切的同情,从而决定了他后来文学创作中的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倾向。1923年夏天,沈从文只身离开湘西来到北京,报考燕京大学,但由于学历低,基础差,未被录取,只能在北大做旁听生。1924年开始练习写作并发表作品。1926年出版第一个短篇小说集《鸭子》。这期间,他认识了徐志摩,并得到徐志摩赏识。1928年,经徐志摩推荐,到胡适任校长的上海中国公学担任教师。此间,与丁玲、胡也频夫妇相识,并成为好友,也从此开始了与丁玲长达60年的恩恩怨怨。在上海,他与胡、丁二人主办《红黑》杂志。他还认识了18岁的张兆和,开始了长达5年的恋爱生活。1933年9月9日,在北京与张兆和结婚。1930年,沈从文赴青岛大学执教,此后,又先后在武汉大学、西南联大执教,在教书的同时,继续文学创作,写出了《边城》、《长河》、《萧萧》、《阿黑小史》、《八骏图》、《绅士的太太》等一系列优秀作品,创作达到了顶峰。还有散文集《湘行散记》、《湘西》、《从文自传》等。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建国后,由于政治方面的影响,不得不放弃文学创作,长期从事文物研究和古代服装研究,1981,出版《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填补了古代文化研究方面的一项空白,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沈从文的创作很杂,被称为“文体作家”,但小说、散文一直是他的主体。1924年至1928年是他的起步阶段,30年代是他的成熟期。1933年9月,与张兆和结婚后,先是在天津主办《大公报》“文艺副刊”,后在北平生活,为废名主办的《骆驼草》写稿,逐渐形成了“京派”小说,成为“京派”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京派”一词出自鲁迅的《花边文学》《京派与海派》。“京派”通常是指30年代新文学中心南移到上海以后,继续活跃在北平和天津等北方城市的一个自由主义作家群体。主要作家有沈从文、废名、芦焚、凌叔华、萧乾等,还有理论家朱光潜,大都是清华、北大、燕京、南开等北方名校的教授、学者。该群体以沈从文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废名主编的《骆驼草》杂志为阵地,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主张“和谐”、“节制”、“恰当”的审美原则,追求文学(学术)的独立与自由,强调文学的创作个性。既反对文学从属于政治(针对“左翼”或“右翼”),也反对文学的商业化(针对“海派”),是一群维护文学的纯粹性、崇尚纯艺术的理想主义者。在具体的小说创作上,他们试图避开时代大潮面前的政治选择,转向文化观照,表现最纯朴的中国乡村人生。以“乡村视角”或“童年视角”入题,挖掘乡村生活中的丰富诗意,以寄托自己的文化理想。但“京派”不是文学团体。由于沈从文远离政治,坚持自由主义立场,所以从他声名鹊起的那一天开始,就一直受到“左派”的批评,冯乃超说他是“文丐”,鲁迅说他是“帮忙文学”(《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郭沫若说他是“桃红色的作家”(《斥反动文艺》),建国后的几部文学史著作中,也把他说成是“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现代作家,被排斥于文学史之外。只有到了新时期,他的文学史地位才得以恢复,成了仅次于鲁迅的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几位”“大师”。据说,他曾经两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对于自己的创作,沈从文一直颇为自信:“……说句公道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我没有方法拒绝。”(《从文家书·湘行书简》)没想到,最后箴言成了现实。沈从文与张兆和一辈子只爱一个——“我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沈从文《从文家书》你是我的骄傲——“有了你,我相信这一生还会写的出许多更好的文章!对于这些文章我不觉得骄傲,因为等于全是你的。没有你,也就没有这些文章了。”——沈从文《湘行书简》爱是创作的源泉——“有了爱,有了幸福,分给别人一些爱和幸福,便自然而然会写的出好文章。”沈从文在一封情书中这样说。比起大多数现代作家,沈从文的婚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