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黄汤煮散颗粒汤剂与麻黄汤传统汤剂的药学比较研究-中医临床基础专业毕业论文.docx

引言中药煮散是中药煎药法之一,即将药物先制成粗末,然后加水煎煮,去滓或带滓服用,即以水为溶媒与药材颗粒或细末煎煮取汁服用的用药形式,目前多认为其属于散剂之范畴。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传统汤剂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随着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其费时、煎煮麻烦且携带不方便、不易储存的缺点日益浮出水面,制约了中医药的发展。而目前临床上常用的中成药,存在不能随证化裁加减,不能很好的体现中医辨证论治的特点,故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中医药疗效的发挥。当前所应用的单味药物配方颗粒,虽然冲调即服,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药服用不方便的问题,但不经过煎煮,药物不能在煎煮过程中互相作用。而药理学和药效学研究亦证实中药复方不通过煎煮,其临床疗效具有不确定性。而国外出现的所谓“科学中药”(即复方免煎剂),由于其处方固定,不能化裁运用,亦不能完全代替传统汤剂的地位。中药煮散历史悠久,功效巩固,方便快捷,用药量小,有效成分易煎出,起效快,在临床一直为医家所推崇。而其用药剂量少更是在当今中医药药材紧缺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发展中药煮散剂不失为缓解当前临床中药药材药源不足的一种有效方法。因此对中药煮散技术进行研究和开发将具有广阔前景和重要意义。本课题是对中药煮散新剂型的初期摸索研究。将通过采用高效液相法对麻黄汤中单味药材(麻黄、桂枝、杏仁、甘草)进行最佳溶出粒度的筛选,证明中药材的粉碎都有一个合适的粉碎度,而不是越细越好。在此基础上进行麻黄汤煮散颗粒汤剂与麻黄汤传统汤剂在药学上的比较,以麻黄、桂枝主要成分含量为指标,进行主要成分溶出量和煎煮条件的比较,得出采用最佳溶出粒度中药的煮散汤剂在煎煮时间和煎煮条件上的优势,为以后设计服用剂量小,溶出速度快,加热时间短,具有使用便捷,利于保存、携带,并且加热方便,计量准确的煮散新剂型奠定理论和制备基础。1 国内外煮散剂研究的现状中药煮散是中药煎药法之一,即将药物先制成粗末,然后加水煎煮,去滓或带滓服用,即以水为溶媒与药材颗粒或细末煎煮取汁服用的用药形式,目前多认为其应属于散剂之范畴。煮散的历史很悠久,是随汤剂的发展而出现的。先秦时期对药材的修治多为“口父咀”,以使煎煮时药力尽出,以此进行煎煮的做法即为原始的煮散。《黄帝内经》即有类似煮散的记载,如《灵枢·痈疽》篇云:“剉陵翘草根各一升,以水一斗六升煮之,竭之取三升,则强饮”〔1〕。而最早采用煮散剂型的当推医圣张仲景,其在《伤寒杂病论》中,有下瘀血汤、抵当丸、风引汤、可为散也可为煮散的半夏散及汤、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防己黄芪汤等十三首经方,在制法上多采用“剉麻豆大”、“杵为散”、“杵为末”、“捣筛”、“杵,粗筛”等做法,多与水共煎,去渣或连渣服用,虽未直呼煮散,但其实质即为后世所谓之煮散。唐·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首提中药“煮散”一词,在该书中以煮散命名的方剂共13个,如续命煮散、独活煮散、远志煮散、丹参煮散、安心煮散、徐王煮散等,并记载了将诸多汤剂改为煮散的方剂。中药煮散发展至宋时到了它的鼎盛时期,这其中除了中医药发展的自身推动因素外,还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唐末至五代十国,战乱连年,民不聊生,生产遭到极大破坏,药材匮乏,为了节约药材,最大限度地发挥药力,不少医家俱提倡煮散。这种盛况从宋代我惠民和剂局方》中便可窥见一二。该药典共载药方788首,其中煮散方237首,占30%。制法上,粉碎成麻豆大小(口父咀片)者24方,粉碎成粗散或粗末者124方,粉碎成末及细末者89方。这237首煮散方中包括了藿香正气散、逍遥散、凉膈散、华盖散、五积散等这样一些著名煮散剂,还包括了四物汤、苏子降气汤、真人养脏汤等这样一些名为汤,而实系煮散的方剂,宋代煮散剂型不但在成人患者中广泛应用,而且在儿科又得到推广。如钱乙《小儿药证直诀》中就有人参败毒散、导赤散、泻白散、泻黄散、异功散、阿胶散、益黄散等煮散剂,它们均为粗末煮散,用量虽多为1~3钱,但治疗小儿诸疾却能收到量小力宏之效。宋代不但新创煮散方剂,而且还将古方中有的汤剂也改为煮散。如《圣济总录》中将麻黄汤用法改为“右四味,口父咀如麻豆,每服五钱匕,水一盏半,煎去八分,去渣温服。”将白虎汤改为“右四味,粗捣筛,每服五钱匕,水一盏,煎去七分,去渣温服。”显示出“近世一切为散,遂忘汤法”(《圣济总录》)的盛况。可见煮散在宋代已达到了鼎盛时期,正如沈括《梦溪笔谈》云:“古方用汤最多,用丸者散者殊少。近世用汤者殊少,应汤皆用煮散”。但中药煮散于宋元之后略显衰落,宋元之后,生产发展,出现了“修合药所”(炮制作坊)专事“生药饮片”的制作。明清时期,药材供应增多,《苏沈内翰良方》认为煮散的粗末导致“辨药之难”,故金元之后粗末渐被饮片所代替,明清以降煮散运用更趋稀少。但尽管如此,也仍有不少煮散名方,如刘完素的防风通圣散,朱丹溪的玉屏风散,王肯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