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论丛.docx

鸣谢感谢有关部门的领导;企业家国营九二○厂厂长黄永刚先生、上海东风家具厂二厂厂长王春华先生,以及《易》学学者张建智先生对《明史论丛》的大力支持主编王春瑜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王兆春王春瑜韦祖辉李济贤杜婉言张顾诚姜纬堂蒋祖缘明史论丛关于明末农民领袖李自成殉难通山县九宫山的一点补充说明李文治关于李自成殉难于通山县九宫山问题,我在1940年着手《晚明民变》写作时即开始注意,在1944年定槁时并申明自己的看法。大概在1987年,由于当时文物方面的需要,我又撰写《明代农民领袖李自成归宿问题考实》,对过去的看法作了进一步说明。以后通山县博物馆编辑《闯王陵志》,把初稿送我审查,通过该稿,关于李自成殉难通山县九宫山问题补充了更多的文物,如《程氏宗谱》所记更为具体。可以说自成殉难地点已确凿无疑。但在这种情况下,关于李自成归宿问题仍有争议,我认为关于这个问题有进一步加以说明的必要。现在湖北省和通山县政府为纪念李自成殉难150周年,进行学术讨论会,我就这个机会再作一点补充说明。关于李自成归宿问题,古文献记载分歧。我在1940年开始从事明末农民战争问题的研究,一开始就遇到这个问题。一是自成到湖南石门县入寺为僧论,如《虞初新志》、《甲申朝事小记》、《米脂县志》等书皆遵从此说。一是自成在战争中遇害或自缢死,主要是被杀说,如《明史》、《罪惟录》及何腾蛟奏报等皆谓自成战败死亡。关于有关自成战败死亡记载甚多,不一一列举。关于自成死亡地点也有二说,《明史记事本末》、《平寇志》、《明季北略》、《明季遗闻》谓自成死于罗公山,按罗公山属湖北通城县境,但当时负责作战的领导人何腾蛟、阿济格皆谓自成死于九宫山,九宫山属湖北通山县境。1940年我从事明末农民战争一开始即遇这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我曾多方搜集资料,经这几年探索,问题逐渐明朗,最后采取了自成殉难于通山县九宫山之说。1944年完成《晚明民变》一书,把我的探索的结果写入书内。一、李自成脱离队伍入寺为僧之说乃属虚构当时经过多方考虑,认为李自成离开部队入寺为僧之说乃属虚构。当时我是这样考虑的:李自成出生于明朝末年,于崇祯二年(1629)参加农民起义,在漫长岁月里历经挫折,在当时几个主要农民军领导人中是唯一的一个不曾屈服于各种压力始终坚持战斗的一员。如崇祯六年,这时李自成在农民军中才是一个小的首领,一度被围困于陕南车箱峡,局势甚危,人心惶惶,自成建议以伪降法脱险,李自成出峡后马上又投入战斗。崇祯九年,李自成因屡战屡败,长期处于被动局面,有时潜伏陕鄂交界丛山中。崇祯十一年,其时农民军中的其他两个重要首领张献忠、罗汝才以寡不敌众,相继投降明军。独李自成继续在陕南坚持战斗,身边甚至仅余刘宗敏、田见秀等几位将领,妻子也被冲散。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曾屈服。崇祯十三年,李自成被围困在巴西鱼腹山中,所率部众多降明朝,明督师杨嗣昌乘机招降。李自成对杨嗣昌的投降令“出漫语”。李自成不但不屈服,并且对招降令进行了讥讽。这时部下将领刘宗敏因形势危迫,发生动摇,李自成设法把他安抚住,继续进行战斗。在这方面,李自成同当时其他农民军领袖相比大不相同。这样一个斗争意志十分坚强的人,中途变节隐蔽是决不可能的。李自成坚持战斗的精神,还可从他的思想意识方面进行考察。李自成经过十几年斗争,和封建文人接触机会渐多,逐渐形成一系列进步思想,如接受李岩“均田免赋”“贵贱均田”之说,在崇祯13—14年间占领河南时期没收贵族庄田分给农民,在洛阳时打开官仓赈济饥民;大概在同一时期提出“割富济贫”之类口号等。当然,“均田”之说并未付诸实践,在当时条件下,也不可能实行;但在赋税负担方面,相对明朝各种加派而言大为减轻,土地兼并之风暂时停止,从而农民军得到广大农民拥护。李自成为维护农民利益,对部队约束比较严格,如令部队不得私藏金银,行军过程中不得强住民房,除妻子外不得携其他妇女。即使进北京之后仍发布命令:“敢有擅掠民财者凌迟处死”。对明朝官僚贪污腐化暴行一再进行制裁,如发布檄文,指责明朝官吏“贪税敛”“掳掠民财”“吸髓剥肤”等等。李自成对自己要求则很严格,布衣蔬食,生活朴素,不贪财色,以身作则(至于农民军进北京后,一些将官趋于腐化,是另一个问题)。这样一个舍己为人的农民军领袖,中途为保全自己性命脱离部队,也是不可设想的。李自成在所领导的部队中,深得将官和士卒的爱戴,如他的部队听到自成在九宫山遇害的消息时,“满营痛哭”。自成死后,部队分成几大股,盘踞在洞庭湖南北。清朝派人招抚,郝摇旗、田见秀及李锦、高一功等一再拒绝,最后投明抗清。人数众多,或谓“高、李部号二十万,刘体纯、袁宗第、张光翠、牛万才、塌天豹部各数万,不下数十万。”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又衷心拥护李自成,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李自成尚在,有足够的力量割据一方以图再起,抛弃部队入寺为僧也是不可能的,况且这时李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