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旅游文学湖湘化特点.doc

湖南旅游文学湖湘文化特点旅游与文学结缘历史悠久,但旅游文学却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我国旅游蓬勃发展而出现的新概念,其内涵和外延随着旅游的发展都在不断拓展。在大旅游语境下,广义的旅游文学指内涵上以审美方式反映与旅游活动有关的内容的文学作品;外延上,不仅包括旅游者记录旅游活动中见闻感受的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也包括那些并非在旅行过程中创作但以景观为主要描写对象的文学作品及与旅游景点或旅游服务等相关具有实际功用的旅游纪实作品。湖南旅游文学则是以当今湖南行政区域为限在中国旅游文学里框定出的一个特殊研究对象。有人认为,“中国文学有一半是旅游文学”[1]1。此说虽有所夸张,却揭示了旅游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大众化、多元化的现代旅游使我国旅游文学的发展速度、规模及社会重视程度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态势。然而,当前旅游文学研究中,与地域结合的阐释明显不够,在地域文学研究中,从旅游角度的考察也普遍欠缺。以湖湘自然风物、风俗民情、历史传统为主要表现内容的湖南旅游文学,既是湖湘文化的传承者也是构建者。从它展示的湖湘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环境,及其表层显示的审美风貌和深层贯注的艺术精神,可探寻湖湘人及异域作家在湖湘这一地域文化场中发现美、体验美、营造美的方式,了解湖湘文化在作家审美心理中的积淀,在现代性对地域性的削减遮蔽越来越明显的全球化时代,为文学保持鲜明个性和生命力寻找生长点。湖湘文化作为统一的民族文化的丰富和补充,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中,仍稳定地保持着自己的独特性,赋予了湖南旅游文学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一、意象符码唐浩明认为,“探索湖湘文化,不能离开两个关键词:一曰楚风,一曰湘学。”[2]楚风即楚地的风土人情,“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以屈原之作为代表的楚辞,就是形象地记录楚风的典籍。据古文献记载和现代考古发现,湖南原为古越人和蛮、濮等民族的居住地,春秋战国时,楚人、巴人等楚国境内的民族随着楚国征湘相继进入并逐渐成为湖南境内的主体民族。大约形成于春秋战国中期,吸收了周边地区尤其是中原文化精华,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楚文化,无疑是湖湘文化的源头。湖湘文化在此基础上,吸收南蛮、百越等南方土著民族文化,并在与中原华夏文化的交流中融合,经过两宋时期以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理学派别———湖湘学派融会贯通而完成其自身建构,并随着湖湘学说的传播成为对我国宋以来尤其是近现代影响巨大的地方文化[3]。在此过程中,湖湘文化积淀孕育了一些内涵丰富的文化符号,它们与旅游主体的体验、想象、情思互动相融生成一系列典型意象,活跃在湖南历代旅游文学作品中,彰显着湖湘文化独特的形象特征与传承活力。 ———雅趣忠怀。屈原流放沅湘是湖湘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典型事件,其离骚、九歌、天问、九章等楚辞作品是楚文化的重要载体,借助其广泛传播,在历代文人心里埋下了楚文化因子。他沅湘泽畔的行迹与歌吟叩问,更是借自沉汨罗的悲壮决绝完成了与沅湘山川甚至湖湘大地的完全相融,彼此生成互相成就。因此可以说,屈原是奠定湖湘文化底蕴的代表人物,是湖湘文化的基本符码[4]。人们置身这片神奇土地,耳闻目睹的任何物象都可能与屈原发生链接,从而使楚骚屈赋成为旅湘吟咏和书写中不厌其烦的符码,成为湖湘文化在旅游文学中最直观的体现。刘禹锡“长沙地卑湿”的观感及“屈平憔悴颜”的浮想(《谪居悼往二首》);李白“屈平词赋悬日月”(《江上吟》)的钦羡;欧阳玄“欲作庙堂迎送曲,杜红蘅碧尽离骚”(《过洞庭》)愁思恨缕对草木的灌注;李群玉“落日潇湘上,凄凉吟九歌”(《湖中古愁三首》)的悲吟;释惟虚“屈平词赋在,骚韵不消磨”(《湘潭偶兴》)、“诗社酒楼骚雅地,美人香草自风流”(《雨湖词》),“美人香草”、“骚韵”、“骚雅”楚骚文化的浸淫和流韵千古不废……它们都源自对同一位先贤及其沅湘泽畔的行吟求索、怀石沉沙的悲壮自决的遥感共鸣,从贾谊的《吊屈原赋》开始,无论是异地入湘文人浸身湖湘山水间,还是湖湘本土文人重蹈屈原践履之地,思绪都会自然而然地与屈原、屈赋等相关事象发生遥远对接,或喟叹悲悼其遭遇以比况自身,或赞其志趣高洁忠贞执着,或羡其艺术成就辉耀日月,屈原及其骚赋已成为后世旅湘文学书写湖湘山川难以剥离的对象。 ———至爱深情。神奇的湖湘山川孕育了众多瑰丽的神话传说,舜帝南巡娥皇女英追随至湘的传说更是奠定了湖湘文化的独特内蕴。传说舜帝南巡久久不归,他的两位妃子娥皇女英追寻至洞庭湖,得知舜帝已死埋在九嶷山下,便天天扶竹凝望九嶷山痛哭,把这里的竹子染得泪迹斑斑,从此,这种带有泪斑的竹子被称作斑竹,又叫湘妃竹、潇湘竹。痛不欲生的娥皇女英最后投身湘水,化为湘江女神,人称湘妃或湘夫人。正所谓“虞帝南巡去不还,二妃幽怨云水间。当时珠泪垂多少?直到而今竹尚斑。”(高骈《湘妃庙》)凄婉的爱情故事一直吸引着文人骚客歌咏与赞美。继屈原《湘君》、《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