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五四运动陈子明陈独秀曾说过,“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社会发展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1]毛泽东则是提出“谁是五四运动之父”的第一人,而且给出了多种解答。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2]这段话是毛泽东以共产国际中国支部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讲的,因此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把共产国际的创始人列宁说成是中国五四运动的精神之父。几年以后,共产的新身份在《“七大”工作方针》的内部报告中讲到同一话题时,就不再把洋人拉来作文章了。这一次他是这样说的:“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3]陈独秀自己也谈到过这个问题,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五四运动唯一的总司令,他在晚年撰文纪念蔡元培时写道:“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4]亲身经历五四时代的人大致上都能够同意陈独秀的说法。例如梁漱溟曾说过:“当时发生最大作用的人,第一要数陈独秀,次则胡适之先生。”[5]同样是纪念蔡元培的文章,梁漱溟却没有在文中把蔡放在陈、胡的前面,这大概更符合当时的实际。也有人根据胡适在新文化运动的作用,视其为当时的“主帅”。[6]在台湾版的《五四研究论文集》卷首语中汪荣祖写道:“至于说谁领导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却是不易回答的问题,不过我们至少知道不曾有一个所谓‘单一’的领导。在新文化运动‘领袖群’中,胡适无疑是声名最洋溢的一个”。[7]在大陆,1949年以后广为宣传的不是毛泽东上述关于五四时期“总司令”的说法,而是《新民主主义论》中“主将”的说法:“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8] 五四当事人和后来的研究者很少提到梁启超对五四运动的影响和作用。例如毛泽东在对斯诺回忆自己的五四时代时曾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杂志。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9]历史人物在一种强烈的历史舞台效应影响下,往往视而不见自身思想的潜移默化,而偏重于记忆最新鲜的印象和感觉。五四运动前夕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几位灿烂夺目的新星,五四运动爆发的当年梁启超整整一年都不在国内,五四运动后不久他就转向以学者为主的生涯,国民党和共产党掌权后都把梁启超视为过时的反动人物,史家出于种种忌讳把梁启超研究打入冷宫,这些都是在以往的五四运动研究中忽略梁启超的明显原因,但也有尚待研究的更深刻原因。笔者所见到仅有的三篇研究梁启超与五四运动关系的文章,都是在把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混为一谈的前提下,指出梁启超“虽然不是五四运动的主角”,[10]但与五四运动的“精神一致”,[11]并强调他与五四新人物的“密切关系”、“往还情形”及“协同动作”,[12]以此来为梁启超在五四运动中争取一席地位。本文将首先区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然后再分析梁启超与五四运动的关系。笔者同意陈独秀的看法,五四运动的发生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其功罪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但是,如果一定要举出一个人,没有这个人,五四运动或许就不会发生,那么这个人不是陈独秀、胡适、蔡元培、李大钊或鲁迅,而只能是梁启超。一、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长期以来,许多政治家与学者都把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混为一谈。依照周策纵的定义:“五四运动”是一个复杂现象,它包括新思想、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运动,以及新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改革。[13]彭明说:“五四运动是一个爱国运动,又是一个文化运动。”[14]但也有不少人提出异议。吕实强指出:“五四一辞,在六十年后的今天,大致已肯定包括两项含义:一为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所发生的青年学生反日游行示威请愿,以及其前后各地与其有关的爱国运动;一为在此一爱国运动前后若干知识分子所提倡进行的新文化运动。但我个人仍然觉得,上述两项含义,虽然互相影响且有相互关联之处,但却各有其特质,似不宜视为是一个运动的同体而两面。新文化运动诚然为五四爱国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基础,五四的爱国运动也助长加速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但五四的爱国运动既并非是因新文化运动而产生,新文化运动也并非靠五四的爱国运动而方能完成其洪波巨流。”[15]更值得人们重视的是胡适对此问题的看法。胡适在晚年口述自传时说:“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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