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亲历1960年人吃人的饥荒.doc

记者亲历1960年人吃人的饥荒前言:五十年后的今天再来讲1960年的饥饿以及死亡,似乎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许多年轻的朋友或许会以为那一定只是个故事。不,作为省报的一个记者,我亲历了那段可怕的甚至是恐怖的历史,我有责任把它如实地记录下来。为了表示我对历史的尊重,哪怕在细节上都不加任何修饰,所有的人物都是真名真姓。《炎黄春秋》第10期上发表了原青海省委书记兼省长王昭的秘书尹曙生写的一篇文章,也为本文的真实性再次提供了有力的旁证,文章说,1960年省公安厅给省委的报告中说到“西宁市和湟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 1959年的三月,我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自愿报名到了青海,被分配至青海日报社。那时候我还不满22岁,尽管那里的自然条件比较差,物资供应同我原来所在的北京也不能相比,可我并没有丝毫受苦的感觉,脑海里装满的惟有“事业”二字。记得四月报到,六月便到“万里黄河第一城”尖扎县去采访了,在那个遥远的几乎无人知晓的小城,我第一次骑马,第一次坐着羊皮筏子在滔滔黄河里颠簸,第一次在人民公社食堂吃饭,第一次走进藏族同胞的帐房,第一次看到从县委书记到生产队长如何带领公社社员“大开荒地,大办农业”,如何在整片整片的林地、牧场上插上“高产田”“丰产方”的字牌,那是一个字足有两米见方的大木牌……那时的我,整个身心都浸沉在年轻人都会有的那种新鲜和兴奋的愉悦之中,青春的激情在体内勃发,我没日没夜地采访写稿,几乎每天都有稿件发往报社,在我心里,真是感到生活多么灿烂,工作多么美丽,“形势一片大好”! 可是没有一年光景,情况就开始大变,每月每人二两油半斤肉和几两豆制品都需要排队才能买到,其它副食品,比如糖果糕点之类,在市场上已经绝迹,抽烟也到了“零吸”至“一毛一口”的闻所未闻的地步(注:一支质量低劣的烟,供烟民们轮流吸,每人一口,每口一角人民币);最严重的是每月的粮食定量开始大幅度减少(注:从28斤减至22斤,再节约一斤“支援”灾民,实际为21斤,后来又减至不足20斤,面粉从“85粉”到“88粉”,以至“95粉”)于是,什么“小球藻”“代食品”“增量法”………不知是谁创造的旨在解决肚子问题的种种新鲜奇特怪异的东西就象“灵丹妙方”一样在各个地方各个部门迅速传布推广,我所在的单位自然也不例外。记得1960年的某一天,省委机关食堂(报社也在此就餐)贴出一张布告,说是“根据领导指示,从七月一日起(这日子纯属巧合,绝非本人有意编撰,因此记忆犹深),粮食定量吃饭不定量”。所有的人都既纳闷又好奇,中枢神经甚至有点兴奋。这是谁创造的呀?谁这么有智慧有才干呀?许多肚子里早已没有一点油水的善良百姓都这样想这样盼:毕竟,从此以后,不至于每次吃完饭肚子依然觉得空空,也不至于一个月的饭票十天就吃得精光。终于等到了那伟大的七月一日。一大早,食堂门口就挤满了饥肠辘辘的等待开门的人群,谈话的唯一主题就是马上要到嘴边的这顿早饭究竟会是怎么个模样?大门一开,人流便似潮水般涌了进去。恐怕连黑色幽默的大家也未必能想象到这“放开肚皮吃饭”的精彩和滑稽:只见大堂里餐桌旁放着一个个大缸,缸里是切碎的卷心菜青皮和极少杂面煮就的“稀糊”--其实和清汤没有多少区别。不过省委的小“公仆”(干部则另开中灶和小灶)和报社的记者编辑们仍是高兴非凡,有人这一餐竟然灌了三大盆:几乎比一洗脸盆还要多!(后来才懂得,这样下去就出现了大量的浮肿和其它疾病,有的因此而丢了小命。) 就在这个时候,我先后碰上了两件事,至今刻骨铭心:一是“吃包子”,二是“吃人肉”。两件事相隔也就不到一年的光景。先说吃包子。大约是1960年的头上,我跟随省委主管农业的陈思恭副书记下乡“调查研究”。是在湟中县的一个山村。湟中县是闻名于世的黄教诞生地。金碧辉煌的塔尔寺在灿烂的阳光下显得越加迷人。我们一行,包括农村工作部长、政策研究室主任、办公厅副主任、秘书等,在县、公社和大队三级干部的陪同下首先走进一座“敬老院”,撩开雪白的门帘,只见屋子里并排的五张床上是一样雪白的床单雪白的被子,五个老人一动不动地朝天躺着,没有一丝声响。毫不夸张,当时我真有一种走进停尸房的感觉,当然,我不敢有半点流露半点马虎。陈书记很亲切地对其中一位老人说:“日子过得还好吧?”一个干部抢前一步:“一天三顿,按毛主席的指示,两稀一干,还有专人伺候……”陈书记显然不想继续听她罗嗦,问跟前的老人:“是不是啊?”那个老人一动不动,双眼还是盯着天花板,仿佛是点了点头。大家见陈书记转过身子,后面的人便先退出了屋门,我听见书记说了一声:“不错嘛!”接着是“考察”村里食堂。我紧紧跟在书记后面,生怕遗漏了重要指示。真是巧了,我们一脚踏进厨房,只听一声吆喝:“好嘞!”在一片腾腾热气中,只见锅台上包子正在出笼。书记大步走过去,没等开口,身着雪白工作服的大师傅已经递过来一个包子,说:“尝尝,趁热。”书记亲切地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