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遗址扁壶朱书符号之谜-word资料(精).doc

1 陶寺遗址扁壶朱书符号之谜周戊丁陶寺扁壶朱书符号,是 1984 年春季由第一代陶寺遗址考古队发现的。据原在中科院考古所山西工作队任职、主持襄汾陶寺遗址第一期发掘工作的高炜研究员的回忆:1984 年春季, 在陶寺遗址居住址第Ⅲ区的一座陶寺文化晚期编号为 H3403 的灰坑里出土了一件残碎的陶扁壶。这种正面鼓腹背面平腹的灰陶汲水器,在陶寺遗址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用器。但就在这件不起眼的残破陶器上,竟赫然有朱红彩笔描的笔画痕迹,扁壶残器沿断茬涂朱一周。当确认陶器上有朱书文字后,队内同仁都非常惊喜。但是经高天麟、李健民先生对该坑出土陶片一一检视,又把填土全部筛过以后再也没有新的发现。(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 3 期, 2002 年1 月) 有朱书符号的扁壶出土以后,陶寺工作队把扁壶带回北京,好长时间没有对外公开过,这是陶寺扁壶朱书符号的第一个让人迷惑之处。按照考古常规,文物出土整理后要写发掘报告的,但是陶寺遗址的几次发掘报告中却没有关于扁壶朱书的报道。只是高天麟在 1986 年召开的晋文化研究座谈会上做的《陶寺遗址七年来的发掘工作报告》中提到了“残扁壶的腹壁上有毛笔朱书的字迹,其中文字清晰可辨”(《晋文化研究座谈会纪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1986 年)根据高炜先生的回忆,当时大家都认为扁壶正面的符号是“文”字,背面的符号不识。是因为背面符号不识而不公布发掘结果,还是谨慎过余的考古同仁要等到研究出结果才准备公布? 不得而知。从中国的考古历史来看, 1987 年舞阳贾湖遗址( 距今 7500 -8500 年之间)出土的龟甲刻符、石陶器刻符在发掘报告中都是同其它发掘结果一起公布的,当时贾湖的甲骨除了“目”字外也是几乎不识的。(河南省文物所:《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至六次发掘简报》, 《文物》 1989 年第一期) 西安半坡遗址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发掘的, 出土的距今 6000 年前的仰韶文化 113 个陶器上的刻划符号, 是1963 年公布的, (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 《西安半坡》,第186 页,文物出版社,1963 年)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出土的仰 2 韶文化陶器符号是 1983 年公布的(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 1978-1982 年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3 年第 11期)。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等地出土的大汶口文化晚期的距今 4500 年前的陶器上的刻画图形符号是198 6 年公布的。( 王树明: 《谈陵阳河与大朱村出土的陶尊“文字”》, 《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 1986 年。) 良渚文化中晚期的陶器上发现的一件器物上刻画多个符号是1990 年公布的。(张明华、王惠菊:《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文》, 《考古》 1990 年第 10期。)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出土的陶片上刻画符号是 198 4 年公布的。( 李先登: 《王城岗遗址出土的铜器残片及其它》, 《文物》 1984 年第 11期。)那么陶寺朱书扁壶真的是一直躺在社科院的博物馆中吗?不是。 1985 年冬,考古学家张政烺见到了扁壶的照片、墨线图大摹本后,指出“这个字同大汶口文化陶文、殷墟甲骨文和现在通行的汉字属同一个系统。”后来高炜先生曾经这样评价张政烺的观点:用极简练的一句话概括了距今 5000 年以来的一部中国文字发展史,以及陶寺朱书文字在其间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接着 1988 年秋天, 美国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张光直( 1931 年—2001 年) ,台湾中央研究院前副院长、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当代著名的美籍华裔学者,人类学家,考古学家。) 回国考察,在北京也是通过李建文观察了扁壶上的朱书。张先生曾经推测过:“会不会是字? ”若将扁壶口朝下倒置去看,“会不会是祖丁? ”对于张先生的推测高炜评论说:张光直先生虽并未十分的肯定,却不失为破解那两个字符提出一条思路,从中也透露出张先生对这件扁壶性质的见解(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三期 2002 年) 《考古》 1992 年6 期刊登了考古编辑部的《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纪要》, 郑光在发言中曾提到陶寺遗址出土了“文字”,才引起了考古界对陶寺陶文的注意。但扁壶朱书符号的照片和拓片还没有向社会公布,这是非常蹊跷的事情。199 9 年国家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2000 年陶寺遗址发现了早中期的古城遗址, 再一次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受到了极大的关注。李健民在征求了冯时的意见后在2001 年1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 1期发表了《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后被收入谢希恭主编的《襄汾陶寺遗址研究》, 科学出版社 2007 年1 月第 1 版,第 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