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词论》中的“乐府”、“声诗”诠解.doc

李清照《词论》中的“乐府”、“声诗”诠解
李清照《词论》是词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涉及词与音乐关系、词的起源、词体特征等众多问题，历来备受关注。但《词论》的文本，至今在解读上还存在不少疑点，有的甚至被深度误解。如全篇开头“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开元、天宝间”一句，有关词学论著，多数未予解释，而勉强作解著又不够确切。有的学者甚至根据曲解、误解，去谈宋人词学观，使本来已经颇多争论的词的起源问题，又增添了一些新的歧异与障碍。
为寻求对李清照《词论》的正确理解，兹先引原文，继列学者的有关解释，然后陈述笔者的认识，以就正于方家。
一　几种误解
李清照《词论》云：
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开元、天宝间。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时新及第进士开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隐名姓，衣冠故敝，精神惨沮，与同之宴所，曰：“表弟愿与坐末。”众皆不顾。既酒行乐作，歌者进，时曹元谦、念奴为冠。歌罢，众皆咨嗟称赏。名士忽指李曰：“请表弟歌。”众皆哂，或有怒者。及转喉发声，歌一曲，众皆泣下，罗拜曰：“此李八郎也。”自后郑、卫之声日炽，流靡之变日烦，已有《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词，不可遍举。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又有张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绛、晁次膺辈继出，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何耶？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且如近世所谓《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既押平声韵，又押入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又押上、去声，又押入声。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乃知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户。①
对《词论》首句，任二北（半塘）《唐声诗》（上编）第一章《范围与定义》论述较详，云：“李清照谓：‘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开元、天宝间。’揣原意：‘乐府’指长短句词，‘声诗’指唐代歌诗，二者同时并行。近人黄墨谷对此别有解释，谓‘词源流于乐府，词的性质是声、诗并著’（《文学遗产增刊》一二）。如此，将声与诗分作两事，恐非李氏原意。至于此处‘乐府’指词，抑指古乐府，抑指唐大曲，非主要问题。”继又云：“张炎谓‘粤自隋、唐以来，声诗间为长短句’。凡此，亦皆指唐代合乐之诗。李曰‘乐府’，即张曰‘长短句’，盖在齐言范围之外者。”
谢桃坊《中国词学史》（修订本）第一章《词学的创始》第三节《宋人词体起源说》亦有解释和发挥，云：“声诗与词体的关系，北宋后期词人李清照已有明确的认识。她在其《词论》里首先说：‘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此‘乐府’是宋人习惯以特指词体的，如欧阳修确切地称为‘近体乐府’。”②
上述两家，阐说较详。其他学者，虽偶或涉及，但未作明确解说者，不具引③。包括任二北与谢桃坊在内，词学家们在《词论》的断句上略有差异。如任氏断为：“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开元、天宝间。”而谢桃坊将：“开元、天宝间”属下，断为：“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开元、天宝间，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两家断句，仅按词语，似皆无不可，但结合人事背景和唐代诗歌发展情况，则能见出是非。按李清照所述，与李八郎同席唱歌的有曹元谦、念奴。而据元稹《连昌官词》“力士传呼觅念奴，念奴潜伴诸郎宿”句下自注：“念奴，天宝中名倡，善歌。”则李八郎唱歌，亦当为天宝年间的事。开元首尾二十九年，天宝首尾十五年，跨度如此之长，李清照当不致笼统说“开元、天宝间，有李八郎者”。其次，就唐代诗史而言，初唐诗歌处于百年徘徊状态，未出现繁盛局面，而开元、天宝以下，李清照又认为“自后郑、卫之声日炽，流靡之变日烦”，批评的态度很明显。因此，她不会笼统认为整个唐朝，都是“乐府、声诗并著”。的“最盛”之世。故需依任二北的断句，才能跟《词论》的全篇精神相一致，即李清照认为乐府、声诗最盛时期为开元、天宝年间。李八郎的演唱乃是作为其时之典型事例列举的。
就释义看，谢桃坊对于《词论》中“乐府”的解释很肯定，说“此‘乐府’是宋人习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