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诗词的发展脉络
明代诗词的发展脉络
文史不分家,在介绍明代诗词曲的发展脉络时,历史背景是无法回避的。而在明代文学的分期上,我对照了几个文学史的版本,觉得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的分期比较科学。姑且采用之。
文外无道,道外无文”(《徐教授文集序》)。
以这种理论批评古代作家,就显出非常偏狭的态度。如在《徐教授文集序》中,宋濂公然提出孟子死后,“世不复有文”;贾谊、司马迁所得的仅是“皮肤”,韩愈、欧阳修所得的也仅是“骨骼”,只有到了宋代几位大儒,才“得其心髓”,才算得上“六经之文”。至于明显不合“温柔敦厚”标准的各种文章,在宋濂看来,更是“非文也”。
“文道合一”论是一种受官方支持立场,这一点可以由《元史》的体例得到证明。自范晔《后汉书》分立《儒林》、《文苑》两传,以区分经学之士与文学之士,后代官修正史多沿袭之。《元史》却取消了这种区分,单立《儒林传》,认为“经义文章,不可分而为二”,“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之文哉!”《元史》是奉朱元璋诏命修撰的,这样做当然迎合了他的意思。在朝廷正式支持下,这种理论必然给文学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5、刘基
刘基(1311-1375),字伯温,青田(今浙江青田县)人,至正二十年与宋濂同为朱元璋所召,后成为开国功臣,封诚意伯,后被朱元璋毒死。有《诚意伯刘文成公集》。
刘基的文学思想与宋濂相近,但他在学术方面涉猎广泛,个性又慷慨豪迈,所以思想不那么拘谨,理学家的气息较少。而且,他的诗文作于元末,还没有受到明初那种高压环境的压迫,因此更多体现了传统儒学中积极地因素,表现出对社会政治、民生疾苦的关怀,和个人追求事功的欲望。
其诗内容上大致分为两类:
1)、反映现实之诗,如《买马词》、《畦桑词》、《筑城词》《古戍》等,以质朴的语言反映社会矛盾,是较好的作品。
2)、抒情写景诗,如《感怀》等作品,流露出豪杰气概,在元末明初的诗歌中较为少见。此外《次韵和王文明绝句漫兴》:“芙蓉湖上夕阳低,杨柳枝头一鸟栖。独倚阑干看山色,白云飞过若耶溪。”写暮色中的湖光山色,清新秀丽,读之如入画境。
刘基的诗以真切额内容、雄浑的风格,冲破了元末明初那种纤弱的诗风,在明代诗坛上应该占有自己的地位。当然,他也有不少诗作宣扬了封建思想、封建道德,而模拟古人的倾向,更成为明代是个复古主义的兆瑞。
6、台阁体
自永乐至成化年间,文坛则被一批台阁重臣所把持,体现了洪武朝以后一段长时期里上层官僚的精神面貌和审美意趣,并作为典范而广泛地影响文坛,其代表人物是杨士奇、杨荣、杨溥,号曰“三杨”。三人都官高位尊,历事几代帝王,受宠达数十年。他们生当所谓“太平盛世”,其诗文大都是应制之作,以歌功颂德、粉饰现实为内容,工丽典雅,思想贫乏,被人们称作“台阁体”。
台阁体的产生原因:
1)、密切结合官方意识形态即程朱理学,故表现的思想情感“雅正平和”,有浓厚的道学气。
2)、反映着上层官僚的生活内容,故应制、唱和之作数量非常之多。
3)、与当时(特别是永乐之后)政治平静、人事结构稳定的状况相对应,表现出陶然悠然的满足心态。
总之,这是一种由压抑的道德和平庸的人格出发的文学,既缺乏对自我内在情感的切入,也缺乏对社会生活得关怀,并且缺乏艺术创造的热情。台阁体文人大都追慕宋人的文学风范,但这种追慕,更多地以程朱理学为前提,距宋人的文学成就也遥远的很。而由于这些文人的社会地位之高,他们的影响也格外大。
7、于谦
于谦(1398-1457),字廷益,号节庵,钱塘(今杭州)人。二十三岁中进士,历任山西、河南、江西等地巡抚,为官清正。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临危受命,任兵部尚书,拥立景帝,反对南迁,领导京师军
民击退了瓦剌军的围攻,是国家转危为安。天顺元年,英宗复辟,被诬以“迎立外藩”之“谋逆罪”,惨遭杀害。有《于忠肃集》传世。
在台阁体风靡文坛之际,有少数作家敢于反潮流,于谦就是其中之一。他写出了一些具有现实内容和艺术特色的诗歌,在诗文创作上能独树一帜。
于谦诗的内容大致分三类:
1)、抒写高尚情怀。如《石灰吟》,作者在诗中咏物言志,表示要像石灰石那样,经受锤炼,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正直人。此外还有《咏煤炭》等。
2)、反映人民疾苦。从作者的这类诗中,人们不仅看出农民大众生活的艰辛,同时,也可以看书当时吏治的黑暗。如《荒村》,写了贫困的农民年年饱尝自然灾害之苦,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和卖儿卖女偿还债务、交纳租税,而那些官员却仍然为了显示“政绩”而掩盖灾情,对于现实的揭露相当深刻。这类作品还有《田舍翁》等。
3)、表达爱国之情。如《入塞》、《立春日感怀》等。
于谦的诗,语言质朴通俗,格调清新自然,与“台阁体”那种雍容典雅、平庸呆板的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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