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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诗词的发展脉络
文史不分家，在介绍明代诗词曲的发展脉络时，历史背景是无法回避的。而在明代文学的分期上，我对照了几个文学史的版本，觉得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的分期比较科学。姑且采用之。
，全诗共二十四句，前六句先写位于长江之畔的南京城地理之险要，接下来通过回忆“前三国，后六朝”的历史，发思古之幽情：前三国之东吴、后六朝之宋、齐、梁、陈均建都于南京，都终不免覆灭的命运，这正是作者“我怀郁塞何由开”的原因。以此与朱元璋建都南京相联系，显然大有深意。最后所表达的是诗人之美好愿望“我今幸逢圣人起南事休息。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河北。”
高启诗集中也有一些平庸的赠答、登临等内容，而且拟古倾向比较严重。但他的摹拟不专注于一朝一家，因此，在矫正元末纤丽诗风上有所奉献，但他的拟古倾向，对后来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还是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总的来说，高启的诗“备乎众体”、“兼乎众长”，思想清新，感情真挚，总体风格“怨而不怒”，委婉含蓄。
需要提出注意的是高启诗中出现了一系列主观色彩鲜明的形象和“惊”字的运用，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诗人的内心深层次的情感。
杨基
杨基〔生卒不详〕，字梦载，号眉庵，先世本蜀人，因祖上在江
苏做官，他生长于吴县〔今江苏吴县〕天平山南。“吴中四杰”之一，有《眉庵集》。
其早年诗作意象新巧，运辞精工，显示出感受细腻、敏锐的艺术才华。如“鸦度风阵低，牛鸣月痕弯”〔《梁溪暮归》〕，“林光落虚牖，坐爱衣裳绿”〔《游北寺竹林》〕等等。入明之后，杨基诗中绘景状物的唯美境界被怀旧的伤感和自叹身世的悲哀所取代，语言也从精巧变得简朴。如《遇史可敬询故园》。
3、袁凯
袁凯〔生卒不详〕，字景文，号海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官至监察御史，后因事为朱元璋所不满，伪装疯癫，以病免职回家。有《袁海叟诗集》。
袁凯因受到朱元璋的严密监视，反映现实的作品极少，而且隐晦难懂。他以学杜自诩，实际是摹拟为多。他的一些写景、咏怀之作较有特色，如《白燕》，诗中用明月、白雪、柳絮、梨花比喻白燕，借晋朝贵族王导、谢安的堂前也少见言其可贵，又借赵飞燕姐妹叮嘱白燕不要飞进帝王宫中以免牵惹是非，字里行间含蓄着忧谗畏讥之意。虽不免稍嫌雕饰，却也工整流畅，因此被传诵一时，诗人也被尊为i“袁白燕”。
4、宋濂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浦江〔今属浙江〕人。元末隐居于乡里，一度信奉道教。至正二十年为朱元璋所征召，明开国后为《元史》总裁，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明初朝廷“一代礼乐制作，濂所裁定者居多”，被称为“开国文臣之首”〔《明史》本传〕。后因长孙宋慎被胡惟庸案牵连，全家谪徙茂州，途中病死于夔州。有《宋学士文集》。
虽然他文学方面主要成就在散文，但在此介绍一下他的“道统”观念是必要的。
以宋濂为代表的“道统”文学在明代官方政治力量的推动下逐渐占据文学的主流地位。宋濂在《文原》一文中，他强调了文“非专指辞翰之文”，而是道的“象”即显现，文与道相始终，道在哪里，文亦在哪里。在其他文章中，宋濂也反复提出“文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白云稿序》〕；“文外无道，道外无文”〔《徐教授文集序》〕。
以这种理论批评古代作家，就显出非常偏狭的态度。如在《徐教授文集序》中，宋濂公然提出孟子死后，“世不复有文”；贾谊、司马迁所得的仅是“皮肤”，韩愈、欧阳修所得的也仅是“骨骼”，只有到了宋代几位大儒，才“得其心髓”，才算得上“六经之文”。至于明显不合“温柔敦厚”标准的各种文章，在宋濂看来，更是“非文也”。
“文道合一”论是一种受官方支持立场，这一点可以由《元史》的体例得到证明。自范晔《后汉书》分立《儒林》、《文苑》两传，以区分经学之士与文学之士，后代官修正史多沿袭之。《元史》却取消了这种区分，单立《儒林传》，认为“经义文章，不可分而为二”，“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之文哉！”《元史》是奉朱元璋诏命修撰的，这样做当然迎合了他的意思。在朝廷正式支持下，这种理论必然给文学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5、刘基
刘基〔1311-1375〕，字伯温，青田〔今浙江青田县〕人，至正二十年与宋濂同为朱元璋所召，后成为开国功臣，封诚意伯，后被朱元璋毒死。有《诚意伯刘文成公集》。
刘基的文学思想与宋濂相近，但他在学术方面涉猎广泛，个性又慷慨豪迈，所以思想不那么拘谨，理学家的气息较少。而且，他的诗文作于元末，还没有受到明初那种高压环境的压迫，因此更多表达了传统儒学中积极地因素，表现出对社会政治、民生疾苦的关心，和个人追求事功的欲望。
其诗内容上大致分为两类：
1〕、反映现实之诗，如《买马词》、《畦桑词》、《筑城词》《古戍》等，以质朴的语言反映社会矛盾，是较好的作品。
2〕、抒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