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跌落和近代哲学革命的论文.doc

儒学的跌落和近代哲学革命的论文[摘要] :中国近现代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转型氤氲于明末清初,它本来是儒学在社会实体的作用下所产生的自我蜕变和分化,所谓“理学”与“心学”、“理学”与“经学”、“宋学”与“汉学”、“实学”与“玄学”之争实际上都是儒学内部之争,它预示着儒学知识论的危机已到了革故鼎新之时了。这场纷争伴随着“中西学”之争,至鸦片战争后高潮迭起,经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社会变革,儒学终于跌落,马克思主义异军突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取代儒学而跃居为主流意识形态,这在中国历史和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上是破天荒的大事件,标志着中国社会及其文化意识形态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 关键词] :儒学;近现代;马克思主义;主流文化意识形态;哲学革命一儒家意识形态是一个庞杂的思想体系,它包括哲学、宗教、道德、政治、法律和艺术等观念形态或学术思想[1]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形成的风俗、习惯和民族心理的深层结构,蕴含着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这一切,也从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集中表现出来。如按照马克思的社会三形态(自然依赖、物的依赖、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来看,儒学是一种尚未摆脱相应于最初的社会形态的一种观念文化结构,它反映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下人对自然的依赖关系。这种关系,在儒学那里表现为一种“天道”与“人道”的和谐,表现为人对自然的敬畏和对人作为生产目的的追求。 WW 儒家“天人合一”说以虚幻的形态反映了人与自然、人的生产活动与交往活动、人的社会化形式和个体形式、血缘关系与伦理关系还处于尚未完全分化的直接的同一性之中。这正是以儒、道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崇尚自然和重血缘纽带关系的终极原因。儒学从秦汉以来一直发挥着主流文化的统领功能,但自明代中叶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长,这种农业社会的观念文化便日益捉襟见肘,禁锢了以“物的依赖”为特征的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孕育和胎动,儒学跌落的历程也就不可避免地开始了。明清之际,新儒学即程朱理学开始遭受到心学和经学两方面的挤压。程朱理学把事物之所以然之“理”进行“分殊”而创造出“天理”,而统治者把这种本体形而上学教条化、世俗化,立“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封建道德为至高无上的“天理”,世间一切则是“天理”的不同表现形式;把偶然的因素夸大成具有必然性的东西, “存天理,灭人欲”之说消解了人的主体性、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并长期在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必然结果就是日趋僵化,进而扼杀新思想的萌生,不仅无法挽救君主专制社会江河日下的颓势,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和新与旧、进取与保守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些矛盾,思想自身的进程必然另辟蹊径,于是阳明心学应运而生。心学把本来外在于人在的“天理”先验的积存于人心之中,将主观道德修养当作济世救人的良方,以此消饵理学体系“支离”的缺点和解决现实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同时也内含一种心灵释放和思想自由的趋向。然而,心学“体用不二”、“明心见性”和“当下即是”的极端唯心、唯我、唯意志的本质使它日益陷人“玄虚”、“空疏”和“空谈误国”之中,逐渐成为一种时弊。理学和心学都讲“心性修养”和“内圣外王”之道,同归于所谓的“心性”儒学。强调个体道德、意志的控制, 培养超脱时代气息的“圣人”,这种重内修、达“至善”、贵愚忠、贱实用的道德至上主义,对稚嫩然而却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资本主义萌芽无疑是一种强大的滞阻力。实际上,中国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早已在 12 世纪的南宋就已出现, 但发展十分缓慢,伴随着封建社会的日趋没落,与先进生产力发展趋势相适应的新型意识形态终究要冲决旧的思想牢笼。然而在极度封关锁国、保守僵化的社会条件下,任何新思想都只能在传统思想的母体中艰难孕育,一朝分娩,便先天不足,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以讲究“通经致用”为特征的经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跻身于中国思想文化的大雅之堂的。经学的内容是对封建社会正统的理性工具——“经书”的训解和诠释,它起源于西汉,兴盛于东汉,汉亡而湮殁,北宋年间偶迸火花,约 1800 年后又于明清之际死灰复燃。先复兴“古文经学”,乾嘉期间演为文字学,又称“小学”、“朴学”或“考据学”,相对于“宋学”(即理学)也称“汉学”(而当时最流行的心学可称“明学”)。清统治者的初衷是想用学术引导汉族知识分子去钻故纸堆,以达到钳制思想、囚笼精神、抹灭其反清意识的目的。但是,出于统治者预料之外的是:清代“朴学”强调“实事求是”,不仅对整理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功不可没,而且内含一种实证的科学精神,这为此后接引西方学术、弘扬科学理性掘开了一个思想源头。降至清末,以刘逢禄、庄存与为代表的常州学派复兴“今文经学”,经其传人龚自珍、魏源等人的阐扬和鼎新,一种主张“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蔚然成风